大多數民族的文學都有始發站，例如歐洲文學的始發站是《荷馬史詩》，中華民族文學的始發站則是《詩經》。
《荷馬史詩》講故事，是敘事詩。故事的主角是英雄和奧林匹斯諸神，在一場因為美女海倫而引起的曠日持久的戰爭中，人與神的意志和力量充斥其中。
《詩經》講感情，是抒情詩。主角從貴族到牢騷滿腹的小官吏，到小清新文藝男女青年，乃至征夫游子，都有機會露臉。
中國人重感情，所以中國文學也是從感情出發的。
感情起點：
“思無邪” 不虛偽 不掩飾
中華民族是一個純真質樸、不虛偽的民族，絕不無病呻吟，也不故作高雅，很接地氣。這一點在文學里表現得很充分，在文學的源頭——《詩經》里表現得更為充分，可以說規范了中國文學不做作的特質。
這個特質是《詩經》的編輯孔子概括的。有人問，《詩經》有什么特點，請用一句話概括。孔編輯很有信心地告訴他：“一言以蔽之，思無邪。”這句話記載在《論語·子罕》里，其中的信息量可大了，后面的學者為了解釋它，費了老大的勁，但概括起來無非是藝術上和思想上的。
思想上，沒有歪邪之見、純正。“思”本是個語氣助詞，沒什么實質意義，但被孔子賦予了“思想”、“念頭”的意思。朱熹說：是要讓讀《詩經》的人沒有邪念。
清朝嘉慶時的學者劉寶楠在《論語正議》里說：“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歸于正。”就是要防止思想歪斜不正，要規范人回到正道上來。
好的詩，當然要引人走正道，這是屬于思想上的見解，但《詩經》畢竟是文學作品，還要有文藝范，如果從這個角度解釋，該如何呢?宋朝理學家程頤解釋得很給力：“思無邪者，誠也。”就是說，詩歌這玩意，要表現真性情，假不得，做作不得。
孔子為人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真實，千萬別以為他是迂夫子、道德家，雖然他說鄭國的歌曲有點放蕩過分，“鄭聲淫”，然而，這不影響他將21首鄭國的民歌選入《詩經》，例如鄭國的小男女偷偷歡會的場面，并沒被孔子刪掉，都一五一十地收入。
編輯是真實的，按照這個標準選出來的詩歌就是真實的，中國文學沿著這條真實的路徑走下去，當然也是真實的。將“思無邪”朝這個思路理解，更能看到中國古代文學的真實面目。
這部經典真實到將貴族男子的單相思刻畫得絲絲入扣，居然還放在篇首，這就是最有名的《周南·關雎》。對于這首詩的寫作意圖，早期的《毛詩序》解釋得挺“高大上”的，說是宣揚“后妃之德”，是貴族夫婦效仿的家庭范本。
不過，從直接的字面壓根看不到這種“高大上”的色彩。我們只看到一個害了單相思的男子，追靚女不得，只好對著河邊的水鳥和河里的水草發呆，接著就是翻來覆去睡不著覺，做夢都在延續追靚女的念頭，“寤寐求之”，“輾轉反側”。
這還沒完，更進入幻想狀態，想開音樂派對來討好心中的女神，“琴瑟友之”，“鐘鼓樂之”。
這個追女神不得的文藝小青年，其害單相思的畫面真實得不能再真實了，孔主編居然把它放在頭版頭條，而且一放就是兩千多年，后人不敢動它絲毫。
揣測孔子這么安排的意圖，說是要促進家庭和睦，標榜淑女品德。確實如此，但往更深里說，和睦的家庭來自于真摯的感情，感情上接地氣，家庭才和睦。 總之，要真實，不能說教，孔子的高明，就在這里。
人氣起點：
從貴族到平民都能露個臉《詩經》之所以真實，是因為它的基礎是真實的，接地氣，以廣大的社會群體為描述對象。
西周的貴族、牢騷滿腹的小官吏、田間采桑的農婦、拿著貨幣去集市買絲的城市平民乃至在林場伐木的奴隸都有機會露臉，說說自己的心里話，真所謂“饑者歌其事，勞者歌其事”，“饑者”和“勞者”就涵括了廣大的基層群體。
例如為工作奔波的齊國小官吏，那畫面簡直不是一般的生動，那心情簡直不是一般的深刻，“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這位仁兄似乎一直處于緊急戰斗狀態，天還沒亮就去上班，慌亂之中，把衣褲都穿顛倒了。為什么狼狽成這樣?就是因為老板催得急。吐槽之中，帶著淺淺的喜劇色彩。瞧，多么真實的工作狀態，擱現在，可以拍一部叫做“齊囧”的電影。
當時老百姓的家居條件如何?看看小蟋蟀就知道了。這段描寫太接地氣了，作者沒去周朝農村蹲過點是寫不出的：七月的時候，蟋蟀在野外;
八月的時候，蟋蟀在我屋檐下;九月的時候，蟋蟀入了俺家的門;十月的時候，小蟋蟀鉆入我家床底下，“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快過年了，農家又關門塞縫熏老鼠……這些是何其豐富而真實的生活場面啊。
就算是寫貴族，也帶著濃濃的平民色彩。西周的始祖稷，曾是堯手下的農業部長，算是大官吏，但在《詩經·大雅·生民》里，卻是一名鄉土味頗濃的農業專家形象。這小子是個棄兒，自小就會種莊稼。種豆子，豆子茂盛;種禾穗，禾穗沉甸甸，“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
烘托出這位西周始祖形象的，不是輝煌的殿堂，而是一大片豐收的莊稼，一大片肥沃的田野。《詩經》就是這樣的飽滿而實在。
真實性來自于廣泛性，西周、東周時期廣泛的民眾是真實的，決定了《詩經》是真實的，從而決定了中華文學的源頭是真實的。
《詩經》是真性情的，中華文學也是真性情的。李白為何成“詩仙”?因為他有真性情，感覺一時彷徨的時候，呼天搶地，拔劍擊柱，千金散盡……性情有多真實，他的詩歌就有多真實。而人們喜歡的正是這樣真性情的才華。
情緒平衡點：
既宣泄情緒又平和心靈
當然，文學光有真性情還不完美，也需要有節制，感情上不能走極端，表現形式上要含蓄。例如李白的詩，“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極其悲涼，可是，在詩的收尾階段，還是走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積極境界。
在表達失望的情緒時，既直白，又含蓄，只說“明朝散發弄扁舟”，哥我明兒要披散頭發坐船浪跡天涯，其實未必是真的坐船走人，而是放逐自己的情緒。
李白的這種風格，其實就是《詩經》的風格。還是以《關雎》為例，那位文藝男青年盡管思念心中女神到了難以入眠的地步，但也不會像少年維特那樣一槍把自己解決掉，有深度有真心的愛情不是一錘子買賣，要拿命去換，而是要有文藝范。
于是就展開美好的想象，“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含蓄，就是《禮記·經解》里說的“溫柔敦厚，詩教也”。盡管清朝的袁枚懷疑這不是孔子的本意，是漢朝人硬塞進去的，但確實也道出中國詩歌的特點：溫和厚道，不說白了，不說狠話，含蓄地表達。
《論語·八佾》里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快樂和哀傷都不過度，這決定中華民族既是一個真性情的民族，也是一個理智的民族。文學亦然。
所以，中國歷代以來的詩歌，既是散發宣泄情緒的，也是穩定平和心靈的。這個尺度，就體現在“詩經”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幾個字里，所以大多數中國古代文化人的人生空間是有彈性的，經得起挫折，受得了失敗，事業可以失敗，人格卻不失敗。
《詩經》，確實不失為中華文學一個輝煌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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