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要談論正義，相對容易：與主題保持距離，將其抽象并簡化為一種理論，毫無結果地爭論著權利與需要、應得與平等之間的沖突。其他主題可沒那么容易談論。
哲學之所以追求形式化和“干癟”，是有其隱秘動機的。人類苦難就其本性而言，絕不會是“干癟的”。“哲學性”這一表達，通常被用以指稱一種通過思想處理不幸的能力，但是，有了專業面貌的哲學卻不愿面對既困難又敏感的悲劇問題，在這方面的無能已經臭名昭著。我們應如何應對疾病和令人頹廢的意外？除了通常的陳腐話語和安慰之外，對于一個失去至愛或手臂或視力的人，我們哲學家能說些什么？當某個最終不可避免的悲劇發生在我們身上時，我們應如何生活，如何思考？我們全都遇到過或讀到過一些杰出的圣賢，在遭受了最慘痛的不幸后，仍欣然接納生活、應對從容，甚至不乏幽默。哲學能幫助我們做到這樣嗎？
我們可能想區分悲劇和不幸，認為后者是生命不可避免的方面，而前者只屬于極其高貴的人，比如“俄狄浦斯的'悲劇”或“李爾王的悲劇”。但在這里，我們心中的平等主義會沖出來，反抗這種貴族傳統。但考慮到近來好幾位名人過世，輿論大肆宣揚，公眾紛紛哀悼，我們或許可以說，我們人類似乎未必真的認為所有苦難都是同等重要的。盡管如此，這個哲學觀點仍可通過平等主義的方式得到。何為苦難——什么使人痛苦——可以說因事因人會極其不同。但是苦難本身，是每個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作為悲劇，它不僅僅是苦難了。我將表明，作為悲劇，它有其意義。什么賦予苦難以意義，這是哲學要探究的問題。
事實上，已經沒有認真的哲學專業學生閱讀《生命的悲劇感》，也沒法理解其對悲劇的敏感。烏納穆諾論述的死亡、苦難和不應有的不幸等尖銳問題，實際上處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核心，但已經完全被排除在哲學之外。人類生活的殘酷事實，就是苦難不會消失，邪惡得不到救贖。我們的理性如是說。
作為一個早期的存在主義者，烏納穆諾采取的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路線，反對對苦難和邪惡的哲學問題做任何科學或“客觀的”回答。他論證說，理性只能把我們導向懷疑論。它會讓生活失去意義。但是，信仰雖然是理性和絕望之外的選擇，卻難以擺脫理性的陰影，因此它也逃不脫懷疑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無法不理性的。
在其對這一困境的嘗試性回答中，烏納穆諾追隨克爾凱郭爾，用了“信仰的跳躍”，可以說是克爾凱郭爾的“主觀真理”之一種，它超越了理性和客觀性。但與克爾凱郭爾不同的是，無論如何全身心地激情投入，總還有理性攪在其中。我們無法忽視或否認不可擺脫的苦難和無法救贖的邪惡這些事實，我們最終也無法看透它們。有時，烏納穆諾認為面對這一“絕望”本身就是人類生活的意義。賦予生命以意義的，是一種反叛形式，即對理性的反叛，堅持要充滿激情地相信理性無法令人我們相信的東西。生命的意義在激情中才能找到——浪漫的激情、宗教的激情、工作和游戲的激情，以及面對理性“知道”無意義的事情仍勇于獻身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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