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從記事起便與番薯打交道，是吃著番薯長大的。十七八歲參軍到部隊，當水兵過“海灶生活”，美味佳肴，唇齒留香。回地方進廣播電視文化部門工作，又趕上改革開放，生活迭起嬗變，好日子也“與時俱進”。但不管是在貧寒的歲月，還是衣食無憂的時代，曾經作為特定歷史時期農家半年糧的番薯，一直沒有退出我記憶的屏幕。
故鄉的村名叫番園，那個地方土地肥沃，種的“關公紅”、“小葉仔”、“日本薯”等番薯品種質優量高，人民公社化時期就聞名遐邇。每年清明前后，番薯便陸續進入收獲期，挖番署也就成了農家人收獲希望的“開春曲”。那時的田洋里，人們來回穿梭，嘈雜而又熱鬧。番薯地里也藏著我們童年的歡樂，小時候，我與村里的孩子們也常常到番薯地里去嬉耍。我們有時拿薯蔓當拔河繩；有時玩“打仗”游戲；有時用薯蔓“加工”圓圈，掛在自己的脖子上當“項鏈”。
番薯“上春”，鮮番薯粥也開始進入農家人的“生活圈”。這里的農家婦女格外的忙碌和辛苦，她們為了不誤白天生產隊“出工”。每天總是伴著晨雞啼唱，就要開始操持一家人的早飯、午飯。當時農村尚無電燈照明，農婦們便點著小煤油燈，持刀拿砧，將昨天晚上洗凈的番薯擺在竹制的簸箕里逐個剁碎，叮咚聲此起彼伏的，猶如彈奏一首美妙的晨曲，給黎明前的鄉村憑添了不少的生氣。
番薯“上春”，番薯的加工貯藏是一項費心血、“多科目”的綜合工程。加工前夜，家家戶戶都十分注意收聽縣、公社有線廣播站的“天氣預報”。如果天氣正常，鄉親們凌晨二、三點就開始起床加工。微弱的煤油燈下，在刨薯板上，婦女們刨薯的手像長著眼睛似的，有條不紊刷刷地刨薯，像操縱一臺熟練的機器，絕對不會出半點差錯。天快亮的時候，農家人手提肩挑將刨好的`薯片撒到沙灘坡地里曬。日落西山又是一派繁忙景象，農家人“全民動手”，紛紛拿著籮筐到坡地里把曬干的薯片收回來，逐片選擇分類，第二天再曬，然后，打成碎片，放在缸里收藏。
番薯“上春”，孩子們最開心。早晨上學的路上，他們用稻草芯串連著番薯，提在手里，邊走邊吃，有說有笑，春風滿面。“農家包子”成了孩子們上學路上的“營養餐”，一道特別的風景。
做番薯粥，我的母親很有一套，做飯的前一天晚上，她總是精心挑選碩大的飽滿的番薯洗得干干凈凈，次日早上做粥前還要用小刀去掉番薯皮，接著用銅刨刨成細長狀，再加工截短，然后把浸濕的大米舂碎一起煮。這樣煮出來的粥均勻，粘性好、口感香，稀稠適中，味道美。長大后當了勞動力，在炎熱的夏天從田間勞動歸來，吃著母親為我們精心熬的番薯粥，解渴解困，疲勞頓消，猶如咀嚼仙境甘旨，“爽”透全身。收成好的年景，母親還會將番薯磨成番薯泥，過濾加工成番薯粉，番薯滓用于喂豬。番薯粉則貯藏作為我們肚子餓時制作粉湯的“備用品”。
改革開放前，農村實行“工分掛帥”，搞“窮過渡”。我家也與許許多多生活在農村的人一樣貧困，一樣過著“苦日子”。因此，母親常常在公家農活收工后，順便在地里扯上幾把番薯葉帶回家，炒給我們兄弟姐妹做為下飯的菜。說來也怪，也許我從小愛吃番薯的緣故，“有這碗酒墊底”，我從孩提時代直至今天都很少生病。
前幾天，母親從鄉下給我帶來的十余斤番薯鮮和一袋番薯干，心中情不自禁泛起一種溫馨愉悅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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