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語文情結（連載）（16）
浙江省麗水師專松陽校區 李丹（323400）
工具書種類繁多。有綜合性的工具書，有各學科乃至于各個專題性的工具書，各有各的用途。
那么，學語文或教語文，需備有哪些工具書呢？簡而言之，小學生必備《新華字典》，兼備有《漢語成語詞典修訂本》；初中階段應有《現代漢語詞典2003年修訂本》；師范或高中階段再添一本《古漢語常用字字典》。當了教師，在你房間的書架上應有《辭�！贰掇o源》《漢語大詞典》（至少有一種。若經濟窘迫，新教師無論如何亦應備有《辭海詞語分冊》）。
這幾本須臾不可離身的字典詞典，當是最最基本的。且均屬文史工具書類的字典詞典。
文史工具書分為幾類？一般地說，文史工具書分為12類：⑴字典；⑵辭典；⑶類書；⑷政書；⑸百科全書；⑹書目；⑺索引；⑻年鑒；⑼手冊；⑽年表；⑾歷表年譜；⑿圖譜。其分類法，工具書專家們也各有各的門規。門規雖有小異，但大略相同。例祝鴻熹、洪湛侯主編的《文史工具書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分為：“（一）甲編。工具書：⑴字典；⑵辭典；⑶書目；⑷類書；⑸政書；⑹索引；⑺手冊；⑻年鑒；⑼年表；⑽歷書；⑾圖錄；⑿百科全書。（二）乙編。⑴方志；⑵資料匯編；⑶傳記；⑷年譜；⑸叢書；⑹總集�！毕抻谄�，不予另述。
工具書對于學語文或教語文來說，能夠幫助我們解決疑難，又能節省時間，提高效率。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工具書伴我備課，治學，成了我求知的開山斧。令我終生難忘的事至少有四：
第一件：師范《文選和寫作》第一冊和高中《語文》第六冊都有一篇內容完全相同的課文：《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書目》（作者陳宏天）。我在備課時，發現這篇必教課文竟有6處舛誤：①將清代大名鼎鼎的學者王鳴盛誤成了“王盛鳴”；②將《中國叢書綜錄》誤為《全國叢書綜錄》；③將《中國地方志綜錄》誤為《全國地方志綜錄》；④將《書目答問補正》（清代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的范希曾誤為“范希增”；⑤將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誤為“許世英”--查《魯迅全集》，許世瑛（1910-1972），字詩英；⑥許世瑛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國文系時，魯迅為他開列應讀文學書目。課文誤說他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解放前何來“中文系”？我運用工具書查實后，撰寫了一篇文章：《〈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書目〉一文訂謬》，刊在鎮江師�！督虒W與進修（語言文字版）》（季刊）1984年第4期上�？鲈略S，我便從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復印報刊資料《中學語文教學》1985年第一期上，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已將我的這篇文章全文影印重刊。之后，我又在一些報刊上讀到了一些文字，都舉用我這篇文章，說“高中語文課本已經經過許多大專家審查，但怎么連知識的可靠性也靠不住？”云云。時隔7年，鎮江師范學院學報編輯部在出刊50期并改為向國內外公開發行時，給我寄來了榮譽證書……
令人吃驚的是，2003年職技校（中專）《語文》課本（人民教育出版社）仍有此文，且仍存作者陳宏天1979年所寫下的6大錯誤。編教材的人怎么能這樣對待青年學生呢！課文應以正確知識泉達后學呀！
第二件：199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與老友合著的《古文分類導讀》。我撰寫的專題是碑志文。在注釋東漢班固的《封燕然山銘》時，我遇到了難題：此“銘”中的一些地名，例“烏桓”、“高闕”、“雞鹿”、“涿邪”、“安候”，它指說現在何處？我查《辭海》、《辭源》等工具書，一無所獲。其幫助我解決這一疑難的是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古代歷史地圖冊編寫組編的《中國古代歷史地圖冊》、顧頡剛、章巽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我按《漢書》地名，一一地跟這三本《歷史地圖集》進行細核，且按比例尺計算之，終于給“譯”出來了。但我仍沒把握。我將由我注釋的所有篇目都郵給我大學時代的老師祝鴻熹教授（博導）審正。祝老師是“辭海先生”（編纂《辭海》者之一），他對這幾個地名注釋全部予以肯定，但對我注釋的柳宗元《唐故御史周君碣》一文，提出了異議。我告訴他，我參用了三種版本。他給我寄來長信，列出一大堆版本后再申述他認為應采用哪一版本。柳宗元文中僅7個字的原文，我們用書信討論了近一個月。“辭海先生”啊，我請您改，您修改就是了！但他不。他一定要我查勘他所開列的版本，并要我說出我依準哪一種版本的理由。他頂真得很。從中也可以讓我們知道：這就是搞學問。
第三件：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條目注釋，我依據工具書及新發現的史料，給糾誤了“四庫全書條目”、“劉承干”、“越風”等三個條目。我的考證文字，刊在《魯迅研究動態》（1984.2）和《魯迅研究資料》（第12輯、第16輯）書頁中。
第四件：我教《五人墓碑記》，在研讀了我能見到的學術界論文后，給梳理出一些歷代未解決的難點。這些難點，正如作者張溥所寫的“猶記”。我決心解開這些謎團。于是，我研讀有關的正史、野史，終被我解開了。請見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學語文教學》1983年第3期全文影印的拙文《〈五人墓碑記〉獻疑三則》，在此不再贅述。至今，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已全文影印了我的《從婚齡推測〈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83年第6期）《〈甘薯疏序〉小議》等7篇與眾說不同的學術論文。
我的體會是：工具書是求知的開山斧！
（200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