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約道路不僅僅是一個迅速脫貧的故事，塘約的變化是在集體所有制得到鞏固，黨支部的領導作用得到加強的情況下迅速發揮出優勢。下面是《塘約道路》心得體會，快來圍觀吧。
村干部關于《塘約道路》心得體會【篇一】
兩年前,塘約全村921戶、3393人,依靠僅有的4000多畝土地維持生計,人均收入不足4000元,村集體經濟不足4萬元。2014年,一場洪水更是讓塘約村一貧如洗。在上級黨委政府的關心幫扶下,塘約村拉開改革序幕,率先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立了農村產權確權信息管理平臺,對全村土地、林地、集體建設用地(宅基地)、農村房屋、小型水利、集體財產等七權進行確權,明晰了農村產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產權“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
“‘三權’確立后,我們推動沉睡的農村資源產權進行交易,成立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統一流轉土地,統一規劃,采取‘合作社+基地+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市場’等模式,鼓勵村民用自己的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塘約村黨總支部書記左文學說,按照合作社30%、村集體30%、村民40%的收益分配模式進行利潤分成,村民變身股東。
“我家生活越來越紅火啦。”說到現在的生活,村民羅保華喜笑顏開。他今年49歲,之前一直在外打工,幾年前返家照顧老人,平時承包一些小工程,村里成立合作社后,于去年下半年加入合作社運輸隊,成為一名司機,每月2100元工資,除了工資收入,他家耕地全部入股合作社,每年可分紅3萬多元,實現了脫貧。
如今的塘約村,完成土地確權4155.39畝(集體耕地98.23畝),林地2097.92畝(集體林地1252.38畝),房屋482宗(集體房屋1宗),集體水利工程15宗。全村921戶農戶中,有876戶加入合作社,入股土地3843畝。
在合作社帶動下,蔬菜、蓮藕、旅游等產業蓬勃發展,家家戶戶享受到村莊發展帶來的紅利,每家都建起了新樓房,過上小康生活。數據顯示,該村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013年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5年的800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今年6月的170萬元。
塘約村的崛起,成為安順市“三權”促“三變”改革的標桿,推動農村生產方式由分散式向集中規模化方式轉變,真正讓農民重回土地、立足土地、依靠土地發展,讓土地更加集中、生產更加集約、效益更加凸顯,初步實現“率先小康、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
村干部關于《塘約道路》心得體會【篇二】
前年還是“榜上有名”的貧困村，兩年時間就舊貌換新顏，迅速脫貧，這樣的蛻變就發生在貴州省安順市一個叫塘約的村子。這個村子重走集體化道路，將改革開放初期分下去的承包地，再次集中起來。塘約村的改革取得了成效，絕大多數外出打工的青壯年返回家鄉重建家園，留守兒童也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懷抱。
改革開放之后集體化就被瓦解了，重走集體化道路，是否是在開倒車?改革開放之后，農民單干，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工廠，這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比如農村空心化、留守兒童問題嚴重、農業難以得到長足發展等等。而從塘約村的經驗來看，重走集體化，這并不是開倒車，而可能是農村與農業重獲新生的一條新路。
集體化可以形成規模效應，能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過去集體化出現的問題，并非集體化本身存在問題，而是因為管理水平不高等原因。塘約村全村抱團發展，就在于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村民“窮則思變”、團結協作，勁往一起使，讓農業生產得到了顯著提高，讓村子得到了集約化發展的機會。
鄧小平晚年就曾經說過，農村發展的二次飛躍，還要走發展集體經濟的路。就像城市里的工廠，通過讓工人們協同合作，提高生產效率，通過集約化來尋求發展。農業也是如此，集體化應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況且現在各方面的客觀條件，更加支持農業集體化的生產方式，比如拖拉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業體系比較健全等等。但重走集體化，不是要回到過去的集體化制度，而是要能提高管理水平，也不能僅滿足于靠農業，還要通過集體化發展工業。
“塘約道路”來日方長，對其是否取得成功，尚不能下定論，但塘約村目前已經取得了矚目成績，這值得肯定。塘約村重走集體化，使一個貧困村在短期內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這讓其具有可復制的樣本意義，值得廣大農村地區借鑒與學習。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要能重視農村，重視農業，就要發展農村、發展農業，重走集體化或許是一條可行的道路，最為重要的是，要能真正調動起農民擺脫貧困、發家致富的積極性，要能讓農民產生“內生動力”。為貧困農村多送一些擺脫貧困的“藥方”，比簡單地對他們進行救濟更有用，這也是一種“精準扶貧”，塘約村由貧困村迅速脫貧，并沒有得到政府的多少資助，而主要是自力更生。要讓更多的“塘約村”脫貧致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適合他們發展的道路，讓農村內生出“造血機制”。 (戴先任)
“塘約道路”提供可行的蝶變樣本
農業、農村和農民，始終是一個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尤其是在跨步邁進小康的進程中，農村如何趕得上全民致富的步伐，不僅考驗著執政者的智慧，更直接牽動著千百萬農民的切身利益。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基于歷史發展原因，廣大農村唯有在黨和國家正確領導下，在自身的不斷努力下，才能真正實現“蝶變”。
安順市塘約村，就是農村發展的一個“樣本”。“窮”是不爭的事實，“富”是農民的期盼。尤其是2014年經歷一場大洪水洗劫后就更加“窮”。窮則思變，變得如此迅捷與華麗，令人瞠目。依托著“全市首個農村綜合改革發展試點”這個平臺，一年不到，就使“國家二類貧困村”改天換地———集體經濟富了，群眾腰包鼓了。
“塘約道路”之最寶貴的經驗與精髓，就是“三權”促“三變”，以農村產權確權、賦權、易權為抓手，圍繞“三權”+黨建+扶貧+產業+金融的發展思路，探索實施“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發展模式，促進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這就使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更加鞏固，黨支部領導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廣大群眾利益得到切實維護。
一些經驗說起來簡單容易，而做起來并非易事。以“土改”為例，如何讓廣大農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使土地實現“從分到合”的狀態，并且在此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發展，不是“動動嘴皮子”就了事兒的。這期間，轉變群眾的“觀念”至關重要，而且還要解決好“回收”土地后農民的“去處”問題。
經濟好了，更需要人的精神也“富裕”起來。也就是說，農村的小康，不能“顧此失彼”，還需打好“統籌牌”。如，針對農村大辦、濫辦酒席出臺的塘約村“九條”規定;“好媳婦”“道德模范”“五好家庭”等評比。這些蘊含著“民慧、民主、民生”的好法子，同樣讓塘約村“精神小康”沒有落伍。
塘約村是一個被喚醒的村落，生機無限。借用時任安順市長曾永濤同志所言，塘約的實踐，喚醒了兩大資源:一是沉睡的土地資源，二是人的內在資源。這，無疑給其它的“塘約村”提供了可行可踐的“嬗變”樣本。既然趕不上小崗村，也有別于華西村，不妨就“闖”出一條路子，或許就能實現“蝶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