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寫作散文前已經有過深厚的人生體驗。他出生在文化蘊藏深厚的鄉村，經歷過十年浩劫的家破人亡，又在災難之后被推舉為廳局級高校首長，還感受過辭職前后的蒼茫心境，更是走遍了中國和世界，把這一切加在一起，他就深知中國的穴位何在。因此，他所選的寫作題目，總能在第一時間震動千萬讀者的內心。
<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濕漉漉的廣場上擺滿了舊書攤，很多老年人把畢生收集的書籍、古董陳列在那里，讓人選購。
在博物館前的那個角落，一位年邁的攝影師擺出了自己拍攝的數千張舊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邊上還擺放著三臺老相機，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從自己的角度把荷蘭的歷史概括。
見我仔細翻閱，老人兩眼放光。但最后，我當然還是讓他失望。他用英語向我嘟噥：全拿走吧，實在不貴。
我暗自責備自己翻閱得太久了，使他產生誤會，因此躲避著他的目光。但我還是抬起頭來看著他，向他道謝。我想他應該認出，我是中國人。連他們這么小的一個國家也無法把自己的歷史圖像收入博物館，任其在博物館門外長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們中國流浪在外面的歷史符號就更多了。我們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門庭，反把人家的歷史圖像帶走我們中國人太知道，這些歷史圖像一旦被帶走，就再也沒有回來的時日。
中國人也許做過很多不該做的事情，但從來沒有把別人的歷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見我要離開，又說了一句：“也可以拆開了買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這話使我心里一動。因為曾經聽說，一些企圖申請奧運會主辦權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滿個人情誼而又無行賄嫌疑的小禮物給國際奧委會委員，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員出生那天的《泰晤士報》，讓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發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議，我也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現時的某些遠地風景我連忙回頭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疊，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齊整無缺，可見至今沒有人零拆買走。從老人的生活狀態看，他未必擁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復印的技術設備。我笑著向他搖搖頭，心想，我算什么呢一個如此平凡的生命，一個在濕漉漉的早晨偶爾駐足的過客，豈能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這位老人的平生勞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會出現一個更負責的收藏者，將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義。再等一年半載吧，老大爺。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出現了麻煩，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個法律機構來仲裁這是人類的理性之夢，結果便是海牙國際法院的出現。
到海牙總要去看看國際法院，世界各國的旅行者都這樣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宮柵欄外，停滿了各種旅行車輛，擠滿了一隊隊來自各國的游人。
和平宮就是國際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國企業家卡納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好像冥冥中加重了這棟樓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這棟樓造得莊嚴、大氣，但更漂亮的是環繞著它的巨大庭院。因此，從鐵柵欄到和平宮的主樓還有很長的距離，中間是蔥蘢的草地，遠處林木茂密。
國際法院不是一個紀念性遺址，而是一個天天都在忙碌的聯合國司法機構，當然不允許旅行者參觀。因此，鐵柵欄外的參觀，其實只是遠眺。
我們幾個撥開眾人，找到了第一層正門，說我們來自何方，兩天前曾來過電話，承蒙同意入內參觀。門衛立即向里邊打電話，然后態度變得非常客氣，要我們等一等，說很快就會有人出來接引。
出來的是一位女士，講法語，讓我們每個人把護照交給門衛。門衛一一登記了，一并歸還。女士一笑，攤開手掌往里邊一讓，我們就在各國旅行者驚訝和羨慕的眼光中魚貫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視背后，總覺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說：“干脆，神態凝重一點，裝成被告或原告模樣吧，讓那些不能進來參觀的人心里平衡一點。”
我說：“裝不了。誰都知道，中國人從不在國際法院找麻煩。”
又一位伙伴說：“該不會遇到米洛舍維奇吧，說不定這些天引渡過來了。”
我說：“那歸前南特別法庭管，不在這里。這里是法院，統領那個法庭。”
說著，已走到和平宮主樓的正門，那里站著兩位警衛。領路的女士與他們說了一陣，警衛拿出一本登記簿讓她寫了一些東西，然后她轉身向我們揮手。原來她已完成任務，要離開了。主樓里邊，已有一位年輕的小姐等著我們。
我們跟著這位小姐輕步前行，繞來繞去，居然從主樓的后門繞到了一座新樓。那里有幾排椅子，她叫我們坐下休息，說過一會兒會有一位官員來接我們。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里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后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復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Fa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后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Fa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里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面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里面一間有他的大寫字臺。寬寬的落地窗前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問：你們有事干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么會想著打官司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后，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答：幾十年來只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國，卻旋轉著表里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可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里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只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這位國際大Fa官淡淡地說：“我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于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么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歷史的誠實>
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建在比德半島上，與中心市區隔著一個峽灣。
主要是一棟樓，不大，但一進門就見到那艘把船梢翹到半天上的海盜船，立即精神一振。這棟樓從外面看應該有兩三層吧，但里邊就是這么一個讓海盜船囂張其勢的大廳，而且仔細一看還委屈了那艘船，它當年在北國的海天間該是如何狂放舒展。
埃盜就是海盜，以此命名不是為了幽默。多少搶掠燒殺的壞事都干了，長長的年月間地球的很大一部分都為之而驚恐萬狀、聞風喪膽。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愧又不感到光榮，而是誠實記述、平正展現。這種心態很令人佩服，但對我們來說卻有點陌生。
我在三艘海盜船的前前后后反復觀看，很想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進門時聽他們館長說了，挪威總人口四百萬，每年到這個博物館來參觀的卻有四十萬，占了整整十分之一，他們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從種種文字看，他們絲毫沒有為海盜招魂的意思，也未曾為祖先的暴行而向受害各國道歉，這種不作道德價值取向的立場是憑什么建立的呢想起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的一個說法。他說人類分成三個階段演進，一是蒙昧時期，二是野蠻時期，三是文明時期。此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學術關節是：野蠻相對于蒙昧是一種進步，且又是文明的前身。
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后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后，應付不了氣候變化和人口增多。八世紀后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擴大了移民，加強了交流。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
從博物館的展出來看，海盜的活動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群落比較強蠻，有的群落則比較平和。而且不同的路線也有不同的重點，例如對于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以搶掠為主;而對于俄羅斯一帶，更多的是貿易;有些群落則由于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中定居去了。但即便是搶劫和貿易，也都有人在當地定居下來。
定居是對一種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的身份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從他們的行為規律來看，越是到富裕的地區，越是到與自己原來的生態拉開了很大差距的地區，態度越蠻橫，但正是這樣的地區，文明濃度也越高，日后對他們的同化力量也越大。因此，武力上的失敗者不久又成了文明上的戰勝者。這便是由野蠻階段向文明階段過渡的環境原因。
與環境同時起作用的是時間。有些劣跡累累的海盜終其一生無法真正皈附文明生態，但他只要在文明的環境里定居下來，子孫們卻會變成另外一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樣的奇跡不見得會在一個人身上集中發生，但在生命繁衍過程中卻是必然。
這么說來，難道一切惡習都遲早能轉化成正面力量不對。
為什么后世的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都沒有像挪威海盜那樣完成轉化這就像說人由猿猴進化過來，為什么現在世上的猿猴不再進入這個進化過程我想正是這種深刻的區別，使現代挪威人沒有把“海盜時代”看成“罪惡時代”，沒有為祖先的惡行而羞愧，每年愿意一再地到這里來看看。
這種深刻的區別，在于挪威海盜的出現有一種“歷史的誠實”。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無以為生，又不知道其它謀生方法，更未曾經受起碼的精神啟迪，他們就手持刀劍上了船。換言之，他們徹徹底底地站在蒙昧和野蠻的荒原上，幾乎是別無選擇地走向了惡。
正是這種“歷史的誠實”，正是這種粗礪的單純，使他們具有最大的被救贖的可能。文明的秩序對他們來說是驀然初見，如醍醐灌頂。
相比之下，后世的許多邪惡就失去了這種“歷史的誠實”。那些戰爭狂人、獨夫民賊、法西斯分子往往很有文化，甚至還為自己的暴行編造出一套套堂皇的理由，這就不是文明演進長途中的自然順序了，因此只能是再也變不了人的猿猴，永無療救希望的盜賊。
這使我聯想起一件小事。這些年中國大陸文化市場上盜版猖獗，盜版最早就叫“海盜版”，因此在名稱上與挪威海盜有一些關聯。我一度曾寬心癡想，這些人的行徑也許能沖擊一下出版體制上的“蒙昧時代”，然后由“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吧，因此曾在報紙上對他們好言相勸，說如果及早改邪歸正，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生龍活虎的出版家。但事實證明我想錯了，他們不存在挪威海盜那樣的“歷史的誠實”，而是熟知文明規范，還要連篇累牘地證明被害者是如何地該殺該盜。既然文明已經被搓捏在他們手上，他們也就不會再向文明進化了。
與他們相反，挪威海盜不大為自己申辯，因此那個時代變得沉默和神秘，差一點讓后代茫然于它的存在。千百年來這樣的群落一定還有許多，由于無法以文字語言進入歷史，歷史也就把它們刪除了。幸好挪威海盜一個小小的習慣不經意地給歷史留下了確切的痕跡，那就是當時小王國的統治者去世時常常以船載棺來埋葬，使一些漂亮的海船埋進了沙土深層，獲得了真空保存。海盜博物館里的三條船，就是從沙土中挖出來的。因為其它材料不多，這個海盜博物館的正式名稱應該多加一個字，叫海盜船博物館。
挖掘出來后立即引起了高層學術界的廣泛興趣，這不是獵奇，而是因為獲得了解讀歷史的一個新鮮角度。正統的歷史往往過于矯飾，而另外的角度又缺少實際材料的左證。左證一來，當然欣喜莫名。對這種興趣我非常理解，多年來我在實地踏訪中國歷史腳印時深感許多文字記載之外的鮮活歷史被人們擱置、遺忘了。當時我就想搜集草莽文化、青樓文化、乞丐文化的材料，認為那是一片特別珍貴的文化邊緣地帶。后來由于工作繁忙，抽不出時間研究這個地帶，至今還恨恨不已。
挪威的海盜文化卻有一批學者在認真研究，陪我參觀的館長邁克爾遜EgilMikkelsen博士就是奧斯陸大學的教授，他說他周圍專門研究海盜時代的學者就有十余名。我問他最近研究的興趣點，他居然說是在研究那個時代的北歐與佛教的關系。這當然讓我興奮，問他有什么起點性的依據，他說在斯德哥爾摩郊外出土一尊佛像，據測定是海盜時代從東方運來的。另外，還在海盜船和地下發現貝類串成的項鏈，很可能是佛珠。我建議他不要對后一項研究花費太多精力，因為佛教反對殺生，一般不會用貝類來串佛珠，而在其它原始部落的遺物中，我也經常看到這種貝類項鏈。
他又說，海盜時代與伊斯蘭教的交流，已有大量證據。
我知道，館長先生一直著眼于宗教，是想進一步解析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外來精神條件。
這種研究，既屬于歷史學和考古學，更屬于人類學和哲學。
于是，海盜這個猙獰的名詞，在這里產生了深厚而斯文的內涵。這個小小的博物館支橕起了超越人們常規思維模式的文化反差，因此很有精神力度，虎虎有生氣地屹立在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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