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張學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漢卿，號毅庵，乳名雙喜、小六子。漢族，籍貫遼寧省盤錦市大洼縣東風鎮，生于遼寧省鞍山市臺安縣桓洞鎮鄂家村張家窩堡屯(舊稱桑子林詹家窩鋪)，國民革命軍將領，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的長子，中國近代著名愛國將領。下面是小編整理的相關相關名人故事，歡迎查閱，謝謝。
中國名人張學良痛感“9·18”自己判斷失誤的故事
重現歷史的溫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張學良被囚禁達五十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漸恢復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國，2001年10月14日逝世。
張學良恢復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關注，多國媒體和學者對他進行了訪談。199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與張學良商定開展口述歷史的工作，從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張之丙、張之宇擔綱對張學良進行了60次訪談，共采得錄音帶145盤，錄音資料約7000多分鐘。這些資料現存于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
據悉，這是張學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憶中時間最長，工程最為浩大，最有系統的，依據采訪錄音帶聽錄的口述文本資料多達120余萬字。口述內容十分廣泛、豐富而詳盡，不僅涵蓋了張學良的一生，還涉及許多政治人物和歷史當事人，以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歷史、藝術、宗教、哲學諸方面。
訪談時張學良所處環境較以前寬松，是歷次口述中最為坦誠的.，涉及的話題深度超越以往，對許多事件、人物、問題進行了評論，表達了晚年張學良對自己一生和國家、民族歷史的總結性認識。
填補諸多歷史空白
張學良的口述歷史訪談主要圍繞其一生及其經歷的事與人展開，口述中充滿了對祖國的深摯情感。
張學良的口述細化了許多歷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豐滿，許多人物更加鮮活;他的'口述也填補了一些歷史事件的空白、斷點，糾正了一些訛傳，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歷史真相;張學良的一些“即興點評”，使有些復雜的歷史敘述變得簡單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變得清晰;張學良對其親歷的歷史事件和接觸過的眾多歷史人物都有比較冷靜、客觀的認識評價，對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是非功過也都有坦誠的敘述。
訪談內容真切具體，語言風格率性獨特，方言口語生動自然，不囿常規。總體而言，個人色彩純粹，較少有其他因素摻雜。同時，也由于張學良的特殊經歷、鮮明的個性、90多歲高齡的記憶性失誤，以及訪談者對受訪者的遷就等原因，口述中也存在內容重復、敘述松散零碎等問題和缺憾。
最好的一部口述歷史
評論指出，這是目前最好的一部口述歷史。整體上看，張學良口述歷史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無論對學術研究，還是有文史愛好的普通讀者都是不可替代的`作品，是研究張學良和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
在諸多口述中，這是最正式的一部。全部口述歷史工作經過張學良生前親自授權，也是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唯一沒有公開出版的。
幽居高雄時連洗臉水都沒有
張學良在失去自由后，曾經三次寫信給蔣介石，表示了三次要去抗日。張學良說不知道宋哲元和傅作義這兩位將軍曾經聯名要求“中央”，希望他能出來幫著他們來做抗日的事情。
張學良回憶說，關在高雄的時候，天氣很熱，根本就沒有水沖涼，“那時候那個苦啊，不是現在，你們想不到的。洗完臉還得留著洗腳，這一盆水用兩次。”
張治中曾三次看望幽禁中的`張學良。張治中寫有《三訪被幽禁的張學良》回憶錄，發表于《文史通訊》1981年第5期。文中說：“從1936年漢卿被拘之日起到1947年這10年間，我看過他三次。”“第一次會見是1936年12月26日，張漢卿送蔣到了南京，住在南京雞鳴寺宋子文公館。”“第二次會見是1938年八九月間。那時……我在湖南當主席，張漢卿被拘禁在湘西沅陵縣城對面的一個寺廟里。我因到湘西去考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第三次會見是1947年10月間，地點在臺灣新竹。當時我當西北行轅主任……去作休假旅行，到了臺灣。張漢卿那時關在臺中新竹。當時臺灣警備司令彭孟楫是我的學生，我到臺灣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張漢卿。彭很猶豫，不敢答應。我當即對彭說：‘一切責任由我負，不會連累你。’”
不愿意打內戰
張學良說：“我自己承認‘九一八’事變就是我判斷錯誤……我認為日本不會打的。我認為日本是挑釁，找點麻煩，可以多要點好處哇。我是這么個判斷。”“那時候我們想依靠國聯，沒想到國聯沒有力量，沒想到。”
他在本書中再次還原重大的'西安事變，他表示，不愿意打內戰。
張學良恨透了內戰，“我隨父親出關，到河南隴海路的一個站，前頭有紅槍會，不能走了，停在那兒。哎呀，我難過死了，現在想起來我的眼淚都要掉下來：火車停在那兒有個老太太，也不大歲數，五十不過。我送給她饅頭，她就把那饅頭連土抓著往嘴里吃。我說你怎么這樣啊?我很難過，她說，我家里的壯丁都叫人拉走了，當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歲數大了。你看!”
張學良口述說，“西安事變的秘密就是四個字，翻過來調過去。蔣先生說是‘安內攘外’，我堅持‘攘外安內’，就是倒過來。所以我在蔣先生去世以后，我寫有一副挽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那蔣先生待我實在是好。蔣先生看得起我，‘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讎仇’。”
張學良一直認為說，“我這人吶，比如說西安事變，等于我叛變。我上南京，把蔣先生送到南京，軍法審批可以把我槍斃，我也知道。槍斃就槍斃，我是軍人，我負責任。我這人是從來這樣子，我干什么我負責任，我決不退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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