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小縣城,我就會想起我的二姐,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縣里人,她在縣里出生,她在縣里成長,她在縣里養家糊口,她在縣里相夫教子,她會在縣里為一丁點利益和人爭吵,她也會在縣里為孩子的一點點進步而歡喜不已,至今她都不愿意離開縣城,每次從市里大包小包的拎一大堆東西回去以后,她都會說:“把個市里有撒蹲頭呢,人多著吵死了.”
別看我二姐披金戴銀,每日里風風火火,其實她特不容易,她是我們家操心最多的人.
二姐出生于六十年代末期,那時候我家還在農村,爸爸在縣公安局工作,特別忙,家里里里外外全靠媽媽一個人操持,生下我的時候,實在沒人照看,爸爸媽媽商量了許久,讓正在上初中的二姐擔負起照看我的任務,多年以后說起這事,二姐總是遺憾的說:她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上過學.據說那時候二姐的學習還很不錯呢.說是照看我,其實二姐自己那時候還是個孩子呢,我小的時候比較安靜,不怎么愛哭,二姐閑下來的時候,看著別人家的孩子哭個不停,一拍一哄的比較有意思,有時候實在氣不過,偷偷乘人不注意,在我屁股上拍兩巴掌,還沒等她哄上兩句,我又不哭了,這經常讓她氣悶不已.農村的日子過得比較艱難,就這么跌跌絆絆的,我也逐漸長大,二姐的前途再也耽擱不得,到了1978年,剛好趕上縣秦劇團招演員,經過考試,二姐憑著與生俱來的好嗓子被錄取了,當時在我們那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很值得媽媽在村里炫耀了一陣子,可那一年,二姐只有十三歲呢.不過從那以后,二姐當小孩的生活就基本結束了,她成了一個掙工資的“大人”,開始操心家里的事,一直到了現在.二姐當時的工資只有十三塊錢,她把生活標準壓到最低,剩下的一分不剩的交給家里,這一點我常常捫心自問,工作以后,我不向家里要錢就已經不錯了,再別說給家里給錢,按這個標準,我實在不是一個好兒子.記得二姐在秦劇團的時候,我到那里去過幾次,經常看見二姐練功,彎腰、踢腿、甩袖,翻跟頭,這些基本功看起來簡單,但下過的苦卻只有她自己知道,二姐是一個十分堅強的人,可卻有好幾次因吃不了那種苦,哭著跑回家,都被爸爸罵了回去,我可以想象二姐當時那一雙淚汪汪的大眼睛看著爸爸的情形,二姐當時還是個孩子呢,爸爸要求怎么會那么嚴.爸爸罵了幾次,二姐知道她撒嬌的年齡已經過了,于是跑回去,咬著牙堅持訓練,再怎么苦也不給家里說一聲,在現在的孩子還什么都依靠父母的年齡,二姐就那么一個人咬牙堅持過來,后來她終于成了秦劇團的臺柱子,大約在79年的時候,就曾在省廣播電臺演出過,在那個連電視都沒見過的年代,這的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過播出的時候她并沒有給家里人說,還是我偶爾從廣播里聽到,急忙告訴在院子里掃地的媽媽,媽媽聽得有滋有味,唯一的遺憾就是來不及叫親朋好友一起分享,二姐給我們家掙來了極大的榮譽,那天是我們的節日,我吃到了只有過年才能吃到的油饃饃,所以這件事至今還記得.
記得我小時候去二姐那里玩,特別喜歡演員手里的道具兵器,心里常常有個愿望:到秦劇團解散的時候,我要把那些兵器全部拿回家去.后來這個愿望實現了一半,到了八十年代初,秦劇團整個走下坡路,效益不行,已瀕于解散.現在我常常自責,秦劇團之所以走到那一步,可能全是因為我詛咒的結果.不過秦劇團的解散并沒有給我帶來任何實質性好處,兵器還放在道具庫里,唯一和我有關系的是,二姐離開秦劇團了,朝夕相處的同事各奔東西,對從藝的設想全部破滅,哭也罷,難過也罷,十五歲的二姐到了人生的一個十字路口上,她過早的體會到了“下崗”的滋味.
好在那時候找工作比較容易,二姐耐著性子在家里呆了幾天,在爸爸的努力下,于1981年進了縣供銷合作社,成了一名營業員,這在商品極度匱乏的計劃經濟年代,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記得我小的時候,一起玩的軍軍爸爸就是供銷社的,他們家里經常能見到一些我們見不到的稀罕物,因此軍軍才能得到和公社書記、公安民警的孩子一起玩耍的特權.就因為這件事,從來不管家事的爸爸地位陡升,可以一回家就坐在炕上喝茶,不受一句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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