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共七篇，記述孟軻的言行。此書的寫作與《論語》不同，是他本人和門徒共同完成的。從體制上說，《孟子》基本上仍屬于語錄體，但較《論語》已有很大發展。這不但是因為它的篇幅加長，議論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圍繞著一定的中心，結構完整，條理清楚，只要添上題目，就可以單獨成篇。
在先秦諸子散文中，《孟子》與《莊子》是文學性最強的。因為孟軻的為人，本不像孔子那樣深沉莊重，而是自傲自負，鋒芒畢露，好辯而且善辯，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反映在文章里，就不僅僅從邏輯上說明道理，而且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罵，絕不作吞吞吐吐之態；文字通俗流暢，無生硬語，又喜歡使用層層迭迭的排比句式，這樣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富有氣勢。如長河大浪，磅礴而來，咄咄逼人，橫行無阻。
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聘田獵，后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盡心》）
《孟子》的文學性，還表現在它善于用形象幫助說理。有時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雞犬放（逃逸），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時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再作馮婦”等等，都成為后世常見的成語。
最精彩的是《離婁》中的一段：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人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一則絕妙的諷刺故事。文字雖短，但寫得精煉，情節有變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結尾，人物內在品格的委瑣與外貌的莊嚴自足，形成強烈的反差，達到美學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銳的諷刺目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銳的性格。這種丑惡現象在社會中始終存在，因而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終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對后世有十分深遠的影響。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善于用文學手段達到實用目的，對于既主張以文載道，又重視文學的美感，喜歡在說理中包蘊個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為絕好的典范。試看韓愈的文章，雄肆而嚴整，喜用排比、博喻，與孟文關系最大。
孟軻關于個人修養以及如何理解古詩的一些看法，對后代文學批評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丑》）這里“氣”指一種光明正大的意氣情感。后世的文氣說（主要討論作家才性與文章風格的關系）即由此發展而來。他又說，讀古人之詩，要“知人論世”，要“以意逆志”，都是很精辟的見解，為后世文學批評中重要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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