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曉行獨至愚溪北池》是唐代文學家柳宗元創作的一首山水詩，全詩主要描寫了什么景色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雨后曉行獨至愚溪北池》柳宗元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雨后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曉日明村塢。
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
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注釋】
⑴愚溪北池：在愚溪鈷鉧(mǔ)潭北約六十步。池水清澈，冬夏不涸。池水沿溝流入愚溪。
⑵宿云：昨夜就有的云。
⑶洲渚(zhǔ)：水中的小塊陸地。《爾雅·釋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這里指水邊山地。
⑷明：照明，形容詞作動詞用。
⑸村塢(wù)：村莊，多指山村。塢，地勢周圍高而中央凹的地方。
⑹予：我。
⑺偶此：與以上景物相對。
⑻賓：指眼前景。
⑼主：作者自指。
【白話譯文】
昨夜的落云閑散地飄浮在水中的小洲，初升的太陽照亮了山村的茅廬。
清清的池塘邊高樹挺立，微風吹落了夜雨帶來的滿樹珍珠。
我的心中正好平靜無事，與美景相對恰如賓客與主人相處。
【創作背景】
《雨后曉行獨至愚溪北池》這首五言古詩作于元和五年(810年)，也是柳宗元被貶永州司馬的第五年。柳宗元因王叔文的政治革新失敗，受到牽連，于順宗永貞元年(805)被貶為永州司馬。幾年來，他遭受的打擊接踵而至，“國憂加身愁”使他自覺不自覺地在自己的許多詩文中抒發胸中憤懣，表達孤寂之情。
【賞析】
這首詩描繪了愚池雨后的晨景。它通過對“宿云”、“曉日”、“高樹”和“清池”等景物的描寫，展示了一幅雨霽云銷的明麗圖景。
詩人緊扣題目中的“雨后曉行”先概寫愚池周圍環境。首句“宿云散洲渚”把時間推到昨夜，點明夜里一場雨后，天空中的最后幾片殘云，從水中的沙洲上飄散而去。這時，早晨的太陽漸漸升起，燦爛的陽光照耀著遠近村落，使之呈現出一片光明。
起首兩句，從形象地描寫雨后愚池的景物入手，來點明“雨后曉行”。夜雨初晴，隔宿的縷縷殘云，從洲渚上飄散開去;初升的陽光，照射進了附近村落。這景色，給人一種明快的感覺，使人開朗，舒暢。三、四句進一步寫愚池景物，構思比較奇特，是歷來被傳誦的名句。“高樹臨清池”，不說池旁有高樹，而說高樹下臨愚池，是突出高樹，這與下句“風驚夜來雨”有密切聯系，因為“風驚夜來雨”是從高樹而來。這“風驚夜來雨”句中的“驚”字，后人贊其用得好，宋人吳可就認為“‘驚’字甚奇”(《藏海詩話》)。夜雨乍晴，沾滿在樹葉上的雨點，經風一吹，仿佛因受驚而灑落，奇妙生動，真是把小雨點也寫活了。這里也隱喻詩人自身所處的環境，雖然被貶，但仍懷抱著昨日風雨終會逝去，明日驕陽必定升起的信念。末二句，詩人把自己也融化入景，成為景中的人物。佳景當前，正好遇上詩人今天心情舒暢，獨步無倡，景物與我，彼此投合，有如賓主相得。這里用的雖是一般的敘述句，卻是詩人主觀感情的流露，更加烘托出景色的幽雅宜人。有了它，使前面四句詩的景物描寫更增加了活力。這兩句中，詩人用一個“適”字，又用一個“偶”字，富有深意。它說明詩人也并非總是那么閑適和舒暢的。
讀這首詩時，就宛如欣賞一幅池旁山村高樹、雨后云散日出的圖畫，畫面開闊，色彩明朗和諧，而且既有靜景，也有動景，充滿著生機和活力。從而讀出詩人心中那份烏云終會散去，光明終將來臨的堅定的信念，詩中所抒發的情，與詩人所描寫的景和諧而統一，在藝術處理上是成功的。
作者簡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東解（今山西運城解州鎮）人，北魏侍中濟陰公柳慶七世孫，世稱柳河東。唐代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曾與韓愈發起古文運動，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世稱“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著有《柳河東集》45卷，《外集》2卷。
唐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時年21歲中進士，26歲應“博學宏詞”考試，取錄后任集賢殿進士，旋任藍田縣尉；貞元十九年(803年)，改任監察御史里行。貞元廿一年(805年)，唐德宗去世，順宗(李誦)即位，柳宗元升任禮部員外郎，積極參與王叔文、王伾為首的政治革新。永貞元年(805年)九月，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11月于途中再貶為“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元和元年(806年)五月，柳宗元母親因病亡故，自身健康也迅速惡化。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奉詔回京，于二月到長安待令。元和十二年(817年)，裴度出任宰相，愿意相助柳宗元調回長安任用。柳宗元不幸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初八病逝于柳州，享年47歲。
柳宗元在詩歌、辭賦、散文、游記、寓言、雜文以及文學理論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據統計，現存《柳宗元集》中收錄的山水游記文，其中有二十七篇作于永州。“永州八記”之外，還有柳宗元在永州寫的《永州萬石亭記》《永州龍興寺東丘記》《永州龍興寺修凈土院記》等文章。
主要成就
哲學思想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他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系，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佛學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后的自覺三個階段。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系，并極力稱贊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圣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后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于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結。
柳宗元絕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盡管柳宗元自稱“自幼好佛”，天臺宗也把他列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卻不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博采眾家，蘇軾贊許他“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他對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領會佛教義理，以圖“統合儒釋”，把佛教思想納入儒家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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