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人生大多時候都在漂泊中度過，他身上具有強烈的漂泊意識，這也放映到了他的詩歌作品中。
李白詩歌中意象中蘊含了他漂泊流離的痛苦和憂思之情。這些意象包括愁猿、流水、孤雁，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創作主體的個性化色彩，是李白漂泊意識的象征。李白的漂泊意識具有鮮明的特征，他既有被現實逼迫下的漂泊心態，更有一種獨特的自我放逐的漂泊意識，造成這種意識既有唐代現實因素，也有因向往自由與專制壓迫造成精神困惑下自我放逐的精神因素。
漂泊意識是人們心靈無所皈依的時候而產生生命的漂泊流離之感。生活的動蕩變遷，人生的短暫和磨難，事業的蹉跎，都會促使漂泊意識的產生。就李白而言，終其一生都在漂泊之中，有進京干謁求官的時候，有安史動亂亂離逃難的時候，也有被皇帝放逐貶謫的時候，更有出翰林后千金散盡，從璘兵敗貶謫夜郎的時候，最終客死異鄉。李白的詩歌正是其漂泊者的心聲，表現他對命運、對信仰、對生存的焦慮以及對國家與個人未來前途的恐懼、憂傷。
一、詩歌意象中的漂泊意識
讀李白的詩歌，我們一定會注意到其中寂寞冷清的意象，也許通過對這些富有特征性的意象分析，可以使我們更從精神上把握李白傾訴漂泊流離的痛苦和憂思。
一是愁猿意象。猿猴哀鳴益增漂泊在外的愁緒，猿猴悲啼的意象，在漂泊詩中增添了哀傷悲戚的氣氛。李白漂泊詩有很多“愁猿”意象的運用，天寶十三年(754)以后安祿山逆跡已露，將帶來天下動亂，詩人滿懷憂情，由因至德年間皇室內訌，永王兵敗丹陽，詩人因此遭受被判流夜郎的不平待遇，心態轉趨悲觀低沉，這增加了他更濃烈的漂泊心態。其所作《別山僧》云：“此度別離何日見?相思一夜暝猿啼”別離在即，各自又要踏上漂泊之旅，萬般愁緒，輾轉難眠，一夜猿啼更添別情。在李白詩歌中“愁猿”的意象，多為悲涼哀戚，在歷經漂泊滄桑、飽受風霜之余，愁猿哀啼益發令人腸斷。
二是流水意象。李白將流水意象廣泛運用于詩作，有以水流四海比喻思念不絕，有以一水兩端比喻相隔遙遠，有以流水消逝不返象征別時容易再聚難，有以水面的茫茫與冷清比喻漂泊心境之的茫然，水意象在李白漂泊母題詩歌創作中扮演著多元的角色和功能。天寶十三年李白與王屋人、魏萬相遇于廣陵，二人同舟漂泊秦淮、上金陵，二人相別時李白作《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云：“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以黃河入海無邊無際以喻羈旅漂泊思念不盡之情。其時，安祿山逆反之跡已顯，天下即將面臨大亂，詩人漂泊在外，空有憂國之心卻無報國之門，心中的焦慮和痛苦難以言喻。
三是孤雁意象。離群之雁，常運用于漂泊意象，蓋因雁的習性乃是群序而飛，故前人常以“雁行”喻指兄弟相序相隨，以失群“孤雁”比喻手足離散，親人離別，故一朝失群各分飛。在李白詩歌中，形單影只的孤雁足以使漂泊者將自身的命運聯系起來，這種的表面上的相似性，為詞人創造孤雁的藝術形象提供了依據。孤雁作為表現受盡漂泊流離之苦的人們的象征，在本質上是詩人對時代苦難的親身體驗的藝術成果。因此，李白詩歌中的孤雁意象是濃縮了的時代投影，又不僅僅是詞人們漂泊生活的自我寫照了。
二、 李白漂泊意識的特殊性
由于在家庭出身、文化背景和宗教原因差異，大多中國文人形成了家庭人倫本位傳統，如杜甫。又有一些文人形成了個人的自由獨立傳統，以李白為典型。不是說李白不喜歡安居樂業的生活，只是說他骨子里銘刻了自由與成就功名的信念，這些信念沒有實現的時候他不會安定下來，平凡度過一生，而是一直漂泊，尋找精神的依托。
一方面，自開元十二年(724)至天寶元年(742)待詔翰林之前，十八年間李白漫游天下、遍干諸侯，尋求入仕作積極努力，這是他的積極的入世情懷。李白也很懷念故鄉，畢竟對中國文人來說故鄉是生命的根源，也是落葉最終的歸宿。是什么樣的沖動讓詩人拾起行囊離鄉遠游?大漠烽煙是魯連口卻秦兵的戰場;長安魏闕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所在是人生的理想在聲聲呼喚�？梢哉f，追求功名的理想是他不惜離家漂泊的力量源泉。
另一方面，賜金還山的李白，心境自有攀龍墮谷之嘆，詩人乃藉詩酒以自適，漫游以消愁。李白為玄宗賜金放還，初出翰林，囊中多金，與杜甫、高適同游梁、宋，秋獵孟諸。天寶中期朝政愈趨昏暗，朝廷對外窮兵黷武，對內則屢興大獄，李白連續幾年滯留吳越、寓居金陵。總的說來，出世思想增加了李白內心深處的漂泊意識，他沒有歸屬感，需要尋找精神的家園，總其一生來看，他的心靈都沒有得以平靜過，不管出世還是入世，他都在尋覓精神的港灣，他主動賦予自己漂泊之感，去尋求他的理想和精神的樂園。
三、影響李白漂泊意識的因素
第一，漂泊意識的客觀現實基礎。
漂泊主題乃是以反映詩人的生存和精神狀態為依歸，這個主題在文學上的反映往往體現在羈旅行役題材上。唐代前期社會穩定，交通發達，為詩人漫游提供了有利條件，即使安史之亂后，社會動蕩，漫游之風也未曾衰竭。唐代文人的行旅生活有著開掘和深化漂泊題材的生活閱歷。唐代文人不再像魏晉六朝文人生活面狹窄，詩壇局限于一定區域，“唐代詩人在詩文中對這種漫游往往賦予一種幻想的色彩”,希望借助于科舉考試的政策實現理想抱負，寒門子弟紛紛離開家鄉趕赴京城應舉。然而，統治者對文人實施嚴厲的政策，很多文人都像李白一樣被貶謫他鄉，這種貶謫流移，遣散四方的現狀，往往使詩人感到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他們長期處于羈旅奔波之中，生活變得分外不安定。
第二，精神困境中的自救
歷來談論李白的思想淵源，較為周延的說法，大抵以兼容并蓄為立論的基礎，故而以一家學說為李白思想的主軸，向往功名和自由是他思想的主旋律還是可以說得通的。在李白的漂泊行旅之中，追求功名利祿往往是其力量的源泉。他往往懷抱凌云壯志和不凡的自信：“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求取功名。但封建社會的現實政治往往與詩人們的理想格格不入，在屢受打擊和挫敗的境遇中，李白體悟出到理想未能實現的困境，進而尋求精神的自救和解放。在這樣的思想困境之下，李白需要尋求自我，領悟人生的自由內涵，因此，詩人自我放逐，漂泊羈旅意識越發強烈，唯有在這一過程中詩人才能感受到生命內在本質的價值，并以此意識作為自己免受黑暗政治精神傷害的盾牌，來確立漫游對自我人格構成的肯定性力量。此亦是詩人在羈旅漂泊所感受到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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