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適詩是白居易詩歌中十分重要的內容，通過對平淡生活、瑣碎小事的描寫，表現其隨性逍遙、知足保和、委化順性、“此心安處即是吾家”的人生態度。
白居易曾將自己所作的詩歌分為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類。其中，他把以“又或公退獨守，或疑病閑居”為背景創作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一百首者”稱之為“閑適詩”。《白居易集》中標明“閑適詩”的詩歌共有四卷，216首;除去白居易自己定義的216首閑適詩之外，其所有具有閑適情調的詩歌，也被認為是閑適詩，共占據白居易詩歌的70%左右。①這些閑適詩中，白居易經常提及“委順”一詞。例如：“形骸為異物，委順心猶足。”(《歸田三首》其三②)“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松齋自題》“冥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達理二首》其一)
“委順”一詞，本來出自《莊子知北游》的“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委順’的‘順’，就是‘造物者’所主宰的自然趨勢;‘委’就是盡量順從這個趨勢。”③“委順”精神作為其處世哲學，是“他迂回于儒、釋、道三家思想，典型地顯示出唐代文化思潮中‘三教合一’的傾向。”④同時，也是他順應中唐的時代風氣，融合自身性情氣質氣質與生命體驗而產生的關注人生，處理現實矛盾的依據。
一、儒家思想
白居易出生于唐代宗大歷七年(722)，即天寶大動亂后二十年，其祖父與父親都是明經科出身，從小的耳濡目染，白居易自然而然選擇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但與他的祖、父輩不同，他選擇了更高層次的進士科，并開始研習儒家經典，以至于“晝課賦，夜讀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與元九書》)因此白居易的精神世界里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儒家理念成為他一生行事的基本原則。
他的閑適詩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寫道：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為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為霧豹，寂兮廖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始終之則為詩。⑤
這段話中的“兼濟”“獨善”，出自于《孟子盡心上》，體現儒家的經世致用思想。他認為在仕途中，抓住機遇，就要“陳力以出”，努力作出一番成就;失去“時”，便該“奉身而退”，“獨善其身”。這便促成白居易的“委順”精神，遵循人生發展的規律。“獨善”是在白居易面對被貶或者其他挫折時所奉行的人生準則，從容面對官場中的“退”，盡量順從這個趨勢。面臨人生挫折時，他不是自怨自艾，悲憤難鳴，而是坦然接受，尋求內心的閑適與安定，使“進”“退”的人生得到平衡。
在白居易的閑適詩中，經常可以見到白居易因“委順”而解脫煩惱，得到內在心情的協調。如《達理二首》其一：“我無奈何命，委順以待終”;《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置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我自得此心，于茲十年矣”。白居易知曉自己無力對抗命運，便抱著委任順之的生活態度，任時運、任榮辱，泰然處之，使精神意識與社會環境契合圓融，以求得身心俱適、逍遙自得的精神境界。⑥儒家經典對白居易“委順”的人生觀具有導向作用，白居易《永崇里觀居》：“寡欲雖少病，樂天心不憂。何以明吾志，《周易》在床頭。”而《周易系辭上》的 “樂天知命故不憂”，正是貫穿了白居易一生的處世哲學。正如他在《病中詩十五首》中說：“若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命了無憂。”他對“封建君主翻云覆雨的馭臣之術”⑦以及朝廷當中政黨之爭的利害關系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因而他承認命定，安分守己，不與命運作無謂的抗爭，而是順從命運的安排，以委順樂天的心態，排遣他仕途受挫后的煩悶，尋求更符合他心靈上舒適自得的處世之道。
二、佛教思想
白居易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自稱香山居士，與佛教僧侶往來極為密切。早年，白居易對佛教抱著批判的態度，認為佛教造成社會弊端，指責佛教不事農桑。但在元和六年，白居易為母親服喪，接著心愛的女兒金鑾子得病夭折。白居易是至情至性之人，骨肉親情生死離別，難以自抑，因此在“生”“死”的問題上，他便開始以佛教思想來克服心里的苦惱。如：
家貧親愛散，身病交游罷。眼前無一人，獨掩村齋臥，冷落燈火暗，離披簾幕破。策策窗戶前，又聞新雪下。長年漸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學坐忘心，寂莫安可過?兀然身寄世，浩然心委化。如此來四年，一千三百夜。(《冬夜》)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貶江州，至十五年才被召回京城，此間他“兼濟天下”的理想受到如此打擊，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苦悶絕望的心情無法平抑。因此白居易學習禪機，主要是想以佛法來調適自己身處逆境時心中無法排遣的痛苦，讀經坐禪，靜養身心。他所處時代，正是禪宗中馬祖道一派的“洪州禪”興盛時期。洪宗奉行“平常心是道”，宣揚隨緣任運，順其自然。白居易在修行禪道的過程中，對貧窮、體病、悲傷、痛苦始終保持著一顆平常心，不對自己有過高的要求。他遵循“委順”精神，委任順化，遂性自然，化解現實的憂患，在日常平淡無奇的生活中尋求心靈上的慰藉，體會安逸閑適、充滿詩意的人生。如：
肺病不飲酒，眼昏不讀書;端然無所作，身意閑有余。雞棲籬落晚，雪映林木疏。幽獨已云極，何必山中居?(《閑居》)
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舉頭看日影，已復西南斜。樂人惜日促，憂人厭年余。無憂無樂者，長短任生涯。(《食后》)
食飽拂枕臥，睡足起閑吟。淺酌一杯酒，緩彈數弄琴。既可暢情性，亦足傲光陰。誰知利名盡，無復長安心。(《食飽》)
這些詩歌描寫的都是白居易日常的衣食住行，他卻在這些細碎瑣事中升華出閑適自得之心，在自己的心中構建出一個悠然自得的隱逸勝地，詩意地棲息在“閑意不在遠，小亭方丈間”的理想境界。
三、道教思想
唐玄宗開始，大力推崇道家學說，把老子、莊子的著作分別命名為《道德經》和《南華經》。最高統治者推行及下，道教成為唐代的時代風尚，并逐漸成為文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家哲學是一種自然哲學，在世界觀上，它主張崇尚自然，脫離社會，反對蔑視和人為。它又是一種困境哲學，它的主要理論導向是引導身處危世和險境的人，如何免害全身;是教導身處困境和逆境中的人，如何能解脫出來，保持精神上的獨立，擁有一份安寧恬靜的心理，以至逍遙自在的精神狀態。無疑這對于深感環境險惡，亦曾深糟迫害的詩人來說，是最易接受的。”⑧在此時代風氣下，白居易思想自然也受到老莊思想的影響，他自己也說“不開老莊卷，欲與何人言”。如：
身適忘四支，心適忘是非。即適又忘適，不知吾是誰。百體如槁木，兀然無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無所思。今日復明日，身心忽兩遺。(《隱幾》)
這首詩取自《莊子齊物論》中的“隱幾而坐”，全篇貫穿了《莊子》的思想，不執著于世俗的生死禍福，對冷暖孤獨不動于心，“坐忘”一切。
道教思想是一種自然哲學，教人順應自然，委順任化，保持獨立的人格精神。白居易在面對生死、禍福榮辱時，以“樂天知命”、“知足保和”、隨緣任運作為處世哲學，對自我進行調適，忘卻現實的痛苦，使心境閑適。
“知足”語出《老子儉欲第四十六》：“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抱有知足之心的人，才會認為生活美好，滿足快樂。白居易的一生，不管仕途通達還是被貶窮困，都能保持“知足保和”之心，少私寡欲。故而他始終能保持平和的心態，即使仕途失意，也能知足常樂。如：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墻，涼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書閑不讀。盡日方寸中，淡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可容身，斗儲可充腹。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壟谷。終朝飽飯餐，卒歲豐衣服。持此知愧心，自然易為足。(《秋居書懷》)
知分心自足，委順身常安。故雖窮退日，而無戚戚顏。(《詠懷》)
“知足”的觀念，根植于白居易的心中，成為為其“委順”精神形成的基礎。在“窮”“通”之時，都能讓其保持清醒的認識，平和的心態，不以外物為羈絆，獲得心靈上的自適自足。
《莊子》中說：“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白居易的“委順”精神正是以此為依據，順應自然造化，遵循自然發展趨勢。他委運順命，忘懷禍福寵辱，隨緣自適，善于化解身心內外的矛盾，超脫于復雜現實，超越個體生命的得失。故而在在政治風云變幻之際，牛李黨爭魚死網破之時，白居易能做到置身事外并且不受牽連，樂天知命，無往而不適。
四、結語
唐代統治者對儒釋道三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三家思想鼎足而立，深刻影響著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與創作。白居易身處唐代，深受時代風氣的影響，融合三教的思想，積極調適自己內心世界，做到知足保和、委運順命，達到進退有據、出入自如的人生境界。同時其樂天安命的曠達性格，也讓他始終追求閑適、享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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