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是中國古代詩歌藝術(shù)的高峰，名家名作不勝枚舉。說起唐代的偉大詩人，除了“詩仙”李白，詩圣“杜甫”，恐怕唯有“詩魔”白居易能與之媲美了。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閑適情懷，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白居易的詩歌平易淺切，明暢通俗，據(jù)北宋初惠洪《冷齋夜話》記“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解之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不復(fù)集。”老嫗?zāi)茏x懂，就連孩童都會背出“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由此見得白居易對后世的影響之大較于李白、杜甫毫不遜色。
白居易認為文學(xué)是能夠反映自己人生哲學(xué)的工具。而依自己的現(xiàn)況，又可分為“兼濟”、與“獨善”兩類。白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為諷喻、閑適、感傷和雜律四類，而他本人特別重視兩類詩文：其一是作為“兼濟”工具的諷諭詩，其一是則是反映自己“獨善”心志的閑適詩。白居易閑適詩的創(chuàng)作基本上是在他的晚年時期，那是白居易的仕途遇到不順，所出的作品甚少涉及到政治生活，更多的提到他的個人生活。有不少人認為白居易的閑適詩具有“消極避世”的態(tài)度，但是絕大多數(shù)的人對于白居易的“閑適”之作持有贊賞的態(tài)度。詩中所呈現(xiàn)出的淡泊知足之情和對清爽自然之景的描述細細品讀起來更是別有一番風味。同樣是詩人愛寫的秋雨，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由秋雨飄零中的茅屋，想到了山河破敗的國家不由得悲從中來，如此博大的胸懷與理想著實令人敬仰，但白樂天的《秋雨夜眠》則是這樣寫的：“涼冷三秋夜，安閑一老翁。臥遲燈滅后，睡美雨聲中。灰宿溫瓶火，香添暖被籠。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將一個在秋雨之夜難以入睡的老翁閑散，漫不經(jīng)心的閑適心境寫得生動逼真，親切感人，富有生活氣息。他的閑適氣息是在雪夜與朋友喝上一杯美酒的逍遙：“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閑適的生活與詩酒人生在這首短詩中一覽無余。
白居易的閑時情懷在他的晚年時期體現(xiàn)的尤為突出。他的一首《錢塘湖春行》寫的清新自然，生動流暢。其實曰：“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樂天出任杭州刺史時，已是五十幾歲的的老人。“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歷史變遷、人世滄桑的悲涼，令他悵然動懷。然而面對西湖早春旖旎的風光，心下又再無惆悵之情。關(guān)于西湖，從古到今都是文人墨客競相畫大筆墨描繪的地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邊蘇小小和那多情的公子阮郁，白娘子與那許仙的的過往又是如何如。“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一從、那一的鮮花目不暇接，小草才剛剛長出，淺淺低低，閑適的情懷融入了景中。白居易是個仕途坎坷之人。身處朋黨之爭，他不但不能有所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恐再遭權(quán)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這首《錢塘湖春行》，正是作于杭州刺史任，那時：“時天子荒縱不法，執(zhí)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fù)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在這種大背景之下白居易任職杭州。在這和煦春風中，忘掉了朋黨之爭與污濁。這種超然天地之外的灑脫與淡然，又有幾人能悟的明白?
白居易晚年時期形成的對萬事淡然閑適的情懷其實與少年戰(zhàn)亂時在江南避難的經(jīng)歷有不少關(guān)聯(lián)。從白居易大部分閑適詩中看得出來白居易對于江南也是有著極深的眷戀的。在江南避難的時期一方面受到江南優(yōu)美山水及濃郁人文氛圍的字樣熏陶，為后期適宜人生態(tài)度的形成打下基礎(chǔ);另一方面韋應(yīng)物，顧況等著名詩人的行為與創(chuàng)作又給其直接的啟示，也對他日后的人生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一種示范效應(yīng)。成年后白居易人生思想中適宜達觀的態(tài)度，流連詩酒亦官亦隱的放達生活，尋根朔源應(yīng)始于這個時期。
在杭州時期，白居易自稱“詩酒主”：“杭州風光詩酒主，相看更合是何人”。在蘇州則自稱“詩太歲”：“何似姑蘇詩太歲，吟詩相繼有三人”;“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酤;高聲詠詩什，大笑飛杯盂。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為如何?。我們因此看到，與遠近師友贈答酬唱，舉辦詩文酒會，欣賞吳越歌舞，攜妓覽名勝訪佛寺等等，成為他此時公務(wù)之外的重要生活內(nèi)容。在杭州、蘇州三年多的時間里，白居易顯示，雜律詩數(shù)量大增，詩歌創(chuàng)作繼任職翰林之后又進入一個豐收時期。
白居易有首世是這樣寫的：“昔為鳳閣郎，今為二千石。自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居近密，終日多憂惕。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吃。今雖在疏遠，竟歲無牽役。長歌醉通夕……”一般人都想把升官晉職當做最得意的事，而白居易此詩說，原來他是“風閣郎”(中書侍郎，正三品)，現(xiàn)在是“二千石”(刺史，五品)，大家都說他混得不好了，官職降了。而他自己卻覺得現(xiàn)在降了官遠離了朝中倒是好事。
白居易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xué)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xué)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quán)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jīng)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guī)矩，回故鄉(xiāng)守孝三年，服孝結(jié)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quán)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zhèn)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quán)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guān)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xiàn)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quán)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nóng)田經(jīng)常受到旱災(zāi)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fā)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shù)十萬畝農(nóng)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guī)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nóng)田時，要及時封閉；發(fā)現(xiàn)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xué)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diào)和全力表現(xiàn)，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fā)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xiàn)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chuàng)作而發(fā)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xiàn)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diào)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zhì)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nèi)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zhì)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zhì)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diào)了語言須質(zhì)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chuàng)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wù)；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chuàng)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xiàn)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jié)構(gòu)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shù)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huán)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wù)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xiàn)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shù)姆諊⒑嫱性姼璧囊饩成稀Ｈ纭堕L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qū)⑵嗬涞脑律罏r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gòu)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tǒng)統(tǒng)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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