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父子的現實矛盾、五四精神對朱自清的影響、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原憂”這三個方面逐層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語境。
（一）現實生活中，朱自清和父親之間的沖突是尖銳的、長時間的
關于朱自清和父親之間的矛盾沖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歷史》[1] 中通過一個少婦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雖統共只拿了70塊錢一月，他們卻指望你很大。他們恨不得你將這70塊錢全給家里！”此外，關于朱自清父子之間的矛盾，關坤英在《朱自清評傳》中的記述更為具體，并有史料依據：
根據已得到的材料，我們已經知道朱自清從大學畢業后不久，一直到寫《背影》時的1925年，他和父親有過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間的矛盾有時是很激烈的。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親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斷了經濟來源，從此生計日艱，進而債臺高筑。1920年，他從北大畢業，理所當然，他要負擔家庭的經濟，但是承擔多少，承擔有沒有限度，他個人有沒有獨立支配經濟的自由。在這些問題上他和父親發生了一次一次齟齬。1921年暑假，他回到揚州八中任教務主任，父親憑借與校長的私交，讓校長將兒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領。這種專制式的家長統治激怒了朱自清。一個月后他憤然離去，到外地執教。父子從此失和，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兒，在杭州組織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動緩解和父親的矛盾，帶著妻兒回揚州，但父親先是不準他進家門，后則不予理睬。過了幾天沒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這就是《毀滅》中所說的“敗家的兇殘”、“骨肉間的仇恨”。1923年暑假雖又回家一次，但與父親的關系仍未好轉。[2](P165-166)
這段話不僅使我們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間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們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表面看，父子沖突是經濟原因造成的；本質上看，是自由和專制的矛盾斗爭造成的。經濟沖突只不過是形式上的顯現。實際內容是一個要保傳統文化，維護對兒子的支配權；一個要向傳統文化挑戰，追求自由獨立。因此，父親的封建家長制壟斷與兒子張揚個性的要求發生了激烈的沖突。且不說后來父親不讓兒子進家門的冷酷，只就他通過與校長的私交而支取兒子全部薪金這一做法本身來說，就是對兒子的極大不尊重，是對人格尊嚴的侮辱。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況受過五四精神洗禮的朱自清呢？
（二）五四精神對朱自清的巨大影響
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習，北大是以新倫理革命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五四精神與北大的文化場塑造著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著時代大潮的洗禮。
1916年底，《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往北京。這樣，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就由上海移往北京。陳獨秀曾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這篇發刊詞大力宣傳人權、自由，號召青年勇敢奮斗，掙脫封建專制和陳腐倫理的束縛，爭取人格獨立的新生活。
在這種以人的解放為核心、追求人格獨立精神的感召下，朱自清于1920年加入了北大部分學生組織的“新潮社”。“新潮社”的月刊《新潮》堅持與《新青年》一致的立場，高舉“倫理革命”的旗幟，猛烈抨擊一切封建“綱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為萬惡之源，高聲吶喊個性解放。朱自清曾在《新潮》上發表《悵惘》、《小草》等新詩。當時朱自清與傅斯年、葉圣陶、楊振聲、康白情、周作人、孫伏園等社員一起討論稿件或學術問題。
親身參加《新潮》創辦的朱自清，無疑受著新思想的熏染，他對傳統陳腐的家庭倫理道德有著激憤之情，他不滿于父親的專橫，努力爭取個人的獨立和自由。朱自清追求自由的愿望具有時代特征，而這種追求又是那么艱難曲折，阻力重重。“被推著，被挽著，長只在俯俯仰仰間，你曾做得一分半分兒主？” 這是向以父親為代表的專制制度發出的詰問和責難！朱自清大半輩子都沒有擺脫父親對他的束縛。他直到逝世前，才替父親還清高利貸。他對父親的反抗不僅僅是經濟上要求自主，更主要的是他對舊家庭的不滿，他厭惡姨娘的挑唆，他憎恨舊的婚姻制度，他曾告誡弟弟不要納妾。從這一層來看，朱自清父子之間的矛盾是時代語境造成的，他們之間的矛盾實質上是傳統與反傳統的斗爭，是新思想和舊思想的斗爭，是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境遇。要透徹理解這一點，還得從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原憂”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