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啟學
《荷塘月色》開篇以“這幾天心里頗不寧靜”起勢，一開頭就渲染了一種不和諧的氣氛。說“心里頗不寧靜”不僅為全文定下了抒情基調，而且也給讀者以“不寧靜”的心態去閱讀此文，實在與一般散文有別。在此，本人拿該文與《再別康橋》作一比較，目的是通過這一比較來找到兩文在作者（主體）與作者所描繪的對象（客體）之間存在的不同關系，進而品味文學作品（尤其是抒情性作品）中景與情的關系：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不同環境條件下景與情的關系有時是水乳交融的，有時是相互獨立的。
《荷塘月色》把荷塘及四周景物寫得生機勃勃、生氣盎然，充分體現了大自然的和諧之美。荷葉“田田”，荷花“裊娜”、“羞澀”，月色“淡淡”、“朦朧”，燈光“沒精打采”……一切景物都顯得那樣寧謐祥和，相生相隨。這是大自然賜予的世外桃源，而沿習千古的江南采蓮舊俗又為其增添了人類活動的和諧之美。在此文中，南朝皇帝梁元帝已不是一位高踞圣殿、頤指氣使的一國之君，而成了體恤民情、與民同樂的仁政之君，成了“妖童媛女”中之一員，嬉鬧歡娛，忘其身份，再加上《西洲曲》一首民歌的淺唱低吟，更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又達到了一個出神入化地境界。這些純自然的寧美和人與自然之間融洽妥貼的關系使本文對客體的描繪顯得極為暢達，令人陶醉神往。
可讀者在賞析本文時，始終受著作者“不寧靜”，“我什么也沒有”心緒的牽制，想神往想陶醉又不能隨心所欲。在這里，作者把客體描繪得越美好，那么這種矛盾越尖銳。也許作者本人也有同感吧。他“不寧靜”，想超脫或逃避，但面對這一幅自得其樂的自然美景和歷史往事，他只能作一個旁觀者，一個過客，“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我”如果把自己這種“不寧靜”的心緒帶進那個環境中，勢必會破壞那種和諧的氛圍，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會接納“我”，所以孤獨、寂寞、失落之感依然得不到排遣。因而可以說《荷塘月色》中主體是游離于客體之外的，就象一顆油珠不能融進一池清水中一樣，從而造成不和諧之美。
再來看《再別康橋》，詩人徐志摩在詩中雖然傾訴的是一種依依惜別的心情，但他好比是從這個機體中分離出來一樣，仍然保留著太多的母體的氣息和特質。“輕輕的，我走了”，這似乎不是在向康橋告別，而是在向親人（父母、妻兒）道別，語氣輕婉、深情，而后面的“作別西天的云彩”，“不帶走一片云彩”，以及“金柳”、“艷影”、“青荇”等物皆顯現出“輕、柔、美”的特點，與“輕輕的，我走了”構成和諧關系。物我其實有何區別，外物是輕柔的，內心是安詳的，兩者達到高度的統一。而“青荇”“在水底招搖”，“我甘心做一條水草”，以及“沉淀著彩虹似的夢”，“在星輝斑斕里放歌”則更是寫出了“我”和康橋之間母子般的關系。康河是母親的臂彎，是童年的搖籃，置身其間可以做一切的美夢，康河以其甘甜的乳汁，哺育著“我”健康快樂地成長。“別離的笙簫”，“沉默的夏蟲”恰似朝夕相伴的兄弟、摯友，“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但不是“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而是以沉默為我餞行，在心中默默祝福我踏上歸途，一路順風，從一個溫暖的懷抱、和睦的群體中脫離出來，雖有不舍，但亦不悲：“我和你小別片刻，我會回來的，親愛的！”
詩人營造的分別氛圍鮮明生動、生機勃勃，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諧美性，這種統一和諧美渲染得越濃郁，主客體之間關系越密切。《荷塘月色》則相反，客體內部越統一越諧美，那么“我”就越難涉足其間，越是游離于客體之外。這里涉及到一個進與出的問題，《再別康橋》是主體要從客體脫離出來，如果客體結構嚴密，則主體的脫離難度越大；《荷塘月色》是主體要進入客體，除非客體有隙可乘，否則主體難以實現其愿望。所以兩文在這方面正好是相反的，區別是明顯的，讀者在進行比較鑒賞時有必要抓住這一點去“探幽訪跡”，獲得美的享受。
貴陽十一中 冉啟學
2003年11月9日 作者郵箱： rqx@peoplemai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