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樾，以為日也。日之與鐘、樾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于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于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燭而之樾，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茍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于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于學者也。方求舉于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譯文：
（一個）一出生就雙目失明的人不認識太陽，向有眼睛的人問太陽是什么樣子。有的人告他說：“太陽的樣子像銅盤。”敲銅盤就聽到了它的聲音。有一天（他）聽到了鐘聲，把發出聲音的鐘當作太陽。有的人告訴他說：“太陽的光像蠟燭。”用手摸蠟燭就曉得了它的形狀。有一天，（他）揣摩一支形狀像蠟燭的樂器龠yue4，把它當作太陽。太陽和敲的鐘、吹奏的龠yue4差別也太遠了，但是天生雙眼失明的人卻不知道它們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因為他不曾親眼看見而是向他人求得太陽的知識啊。
抽象的“道”（道理、規律等）難認識的情況比太陽難認識的情況嚴重，而人們不通曉道的情況比生來就認識太陽的瞎子沒有什么不同。通曉的人告訴他，即使有巧妙的.比喻和很好的啟發誘導，也無法使這些比喻或教法比用銅盤和用蠟燭來說明太陽的比喻或教法好。從用銅盤比喻太陽而到把銅鐘當作太陽，從把銅鐘當作太陽而到把樂器龠yue4當作太陽，像這樣輾轉連續地推導它，難道還有個完嗎？所以人世上的大談“道”的人，有的就他自己的理解來闡明它，有的沒有理解它卻主觀猜度它，這都是研求道的弊病。
既然如此，那么這個“道”最終不可能求得嗎？蘇先生說：“道能夠通過自己的虛心學習，循序漸進使其自然來到，但不能不學而強求它（道）。”什么叫做“致”？孫武說：“會作戰的將軍能招致敵人，而不被敵人所招致（處于被動的境地）。”子夏說：“各行各業的手藝人坐在店鋪作坊里，來完成他們制造和出售產品的業務；有才德的人刻苦學習，來使那道自然到來。”不是強求它而是使它自己到來，這就是“致”啊！南方有很多能潛水的人，天天同水在一起生活，七歲就能趟水過河，十歲就能浮在水面游泳，十歲就能潛入水里了。潛水的人能長時間的潛入水里，哪能是馬虎草率而能這樣的呢？一定是對水的活動規律所領悟的。天天與水生活在一起，那么十五歲就能掌握它的規律。生來不識水性，那么即使到了壯年見了到了船就害怕它。所以北方的勇士，向南方的潛水的人詢問來求得他們能潛入水里的技術，按照他們說的技術到河里試驗它，沒有不淹死的。所以凡是不老老實實地刻苦學習而專力強求道的，都是像北方的學潛水的一類的人。從前以講究聲律的詩賦擇取人才，所以讀書人合儒家墨家還兼及名家法家而不是立志在求儒家之道；現在以經學擇取人才，所以讀書人只知道強求義理，而不是專力踏踏實實地學。渤海人吳彥律，是有志對經學作實實在在地學習的人，正要到京城接受由禮部主管的進士考試，我寫《日喻》來勉勵他。
賞析：
蘇軾之文長于說理，往往“昭晰無疑”（《藝概·文概》），長篇論說文是這樣，短小精悍的雜說也莫不如此。而且雜說較之正式的議論文更靈活，筆調更從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書》），充滿了詩一樣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尋味咀嚼。本文就是其雜說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開頭就敘述故事，這種故事中的人物、時間、地點，都不明確（即使虛擬的也沒有），其結構是抽象的，是作為論據的“寓言”。因其描寫生動，故而顯得具體實在，說服力極強。它告訴我們：任何知識都來源于感性經驗，如果撇開感性經驗而單靠間接經驗，就像瞎子那樣“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那么勢必會“轉而相之”，混淆這一事物與他事物的各種屬性，加以臆測，杜撰，鬧出“聞鐘以為日”“捫燭以為日”的笑話，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難見也甚于日，而人之求達也無以異于眇。”如果單憑“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于盤與燭也”。……
然而單有感性經驗還不夠，還得親自實踐，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那么“致”與“求”有什么區別呢？作者引古人語對“致”作了解釋：“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這里的“致”就是一種“循序漸進”，平時積學，自然得“道”的意思，學至則道自致。譬如軍隊能夠掌握主動權，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待時機成熟就行出擊，才能獲勝，若牽“求”勝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會失敗。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經過平時不斷的實踐，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為了論證這個觀點，又給我們講了另一個寓言故事。作者發現“南方多沒人”，而北方則少有，原因何在？就在于“南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因為“日與水居”，故能漸識水性，“夫沒者豈茍然哉？必將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沒”，“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可見求“道”單憑勇氣是不行的，還得經過長期的實踐。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學而務求道”，走捷徑，投機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學“沒”者那樣，沒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運用寓言闡述道理時，夾敘夾議，深入淺出，寓言講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連續運用兩個寓言說明認識過程的兩個階段，絲絲入扣，環環相接，可稱之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運用兩個內容相近但有連續性發展性的寓言故事構成層出不窮、變化多端的結構，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趨深入和加強，這是蘇軾的創新（參見朱靖華《蘇東坡寓言評注·序言》）。
最后一段聯系實際并交代為文的目的。“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經術本來就是載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務學”，他們不知道“道”是與社會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單靠讀幾本經書，應該雜學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經驗，又要經過長期的摸索思考，以漸進于道。這里，作者是針對王安石以經術取士而發的。《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經術取士，一時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談道德仁義；及致之于用，則茫然失據，亦與妃青媲白無二焉，此蘇軾《日喻》所以作也。”
總之，作者運輕靈之筆娓娓道來，仿佛與人對面而談，親切動人，語淺道明，毫無論說文的板滯之弊。且本文還繼承了戰國議論文的優點，以寓言作為論據，使行文簡潔明了，形象生動。正如王文濡所評：“文以道與學并重，而譬喻入妙，如白香山詩，能令老嫗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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