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較好的一部。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隋書裴政傳原文翻譯，歡迎閱讀。
隋書裴政傳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政博聞強記，達于時政，為當時所稱。政明習故事，簿案盈幾，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愨。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于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元愷引左衛率、崔茜等為證，茜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后言。時云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后宮。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競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于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稱為神明，爾后不修圖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
(節選自《隋書·列傳第六十六》)
譯文：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縣人。裴政見聞廣博，記憶力強，通曉當時的治理情況，被人們稱贊。裴政熟悉典章制度，文書案卷堆滿桌子，也能迅速作出分析判斷，執法寬仁公正，沒有量刑過度的情況。有判死刑的囚犯，裴政就準許他的妻子兒女到獄中看望。到冬天將要處決時，犯人們都說：“裴大夫判處我們死刑，我們沒有什么遺憾。”他執法公正都像這件事一樣。轉任左庶子，糾正了許多不合理的事，被人們稱贊誠實謹慎。東宮凡有大事，都交給他處理。右庶子劉榮生性非常專橫固執。當時武職人員該輪番休息，通事舍人趙元愷奉命寫文書，沒來得及寫成，太子有旨意，再三催促，劉榮告訴元愷說：“你只管口頭陳奏，不必寫出文書。”等到上奏時，太子問道：“文書在哪里?”元愷說：“秉承劉榮的意思，沒有寫出文書。”太子就拿這件事責問劉榮，劉榮便否認，說“沒說過這話”。太子把這件事交給裴政推究審問，還沒來得及陳奏，有依附劉榮的人先對太子說：“裴政想陷害劉榮，推究案情不合實情。”太子召裴政責問，裴政上奏說：“凡推究事理有兩個要點，一是明察實情，二是依據證人證詞，辨明事情的實際情況，來判定是非。我推斷劉榮地位高權勢重，即使劉榮確實告訴過元愷，也不過是很小的過錯，按道理說，不必隱瞞。另外元愷受劉榮節制，怎敢拿毫無根據的話胡亂誣陷牽累別人。趙元愷找出左衛率、崔茜等人作證，崔茜等人交代的情況和趙元愷所說完全相符。從情理上既然難分是非，就應當根據證人判定。我認為劉榮告訴過元愷，這一情況一定屬實。”太子沒有治劉榮的罪，卻稱贊裴政公平正直。裴政喜歡當面指責別人的過錯，但回去背后不再說什么了。當時云定興屢次進宮侍奉太子，準備些奇異的服飾器物，進獻給后宮。裴政多次懇切勸諫，太子不采納。裴政趁機對云定興說：“您的所作所為，不合禮儀制度，這對太子來說不是好名聲。希望您主動回避，否則將惹禍上身。”云定興大怒，把這話告訴了太子，太子更加疏遠裴政，并因此將他調出京城做了襄州總管。妻子兒女沒有跟隨上任，所得俸祿分給下屬官吏。百姓有犯罪的，都暗中掌握實情，有的一整年也不揭發他們，至于屢次犯罪的，就趁大規模的集會時，將他們從眾人中召出來，親自審查核實他們的罪行，有五人被處死，流放的人很多。全境的人惶恐不安，有令則行，有禁則止，百姓將他奉為神明，此后境內不設監獄，幾乎沒有多少人打官司。裴政死于襄州總管任上，終年八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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