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中，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接觸到制度，制度是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為了維護正常的工作、勞動、學習、生活的秩序，保證國家各項政策的順利執行和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依照法律、法令、政策而制訂的具有法規性或指導性與約束力的應用文。什么樣的制度才是有效的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存款保險制度潛在風險需關注，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醞釀20余年后，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將于今年5月正式實施。這是中國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打破了政府擔保銀行的慣例;一旦銀行經營危機或破產倒閉，存款保險機構可提供財務救助，政府不再為銀行兜底。分析人士認為，存款保險制度將大大推動中國利率市場化進行、打破“剛性兌付”怪圈，將利好民營銀行、加速銀行分化、推動資管混業發展，但同時，其中的潛在風險因素也不可忽視，在政策實施初期應加以注重防范。
存款保險制度實施總體上利好中國金融業，但背后的風險仍然存在，不可忽視。
首先，“逆向選擇”滋生風險。民生證券分析認為，存款保險制度也有可能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在顯性存款保險體制下，由于儲戶存款保險受到保護，儲戶不必根據銀行資質來選擇存款銀行，存款保險制度保證了其存款的安全性，存款利率高低就成為儲戶選擇銀行的唯一標準。而逆向選擇表現在經營更冒險的銀行自然愿意提供更高利率，能夠吸收更多的存款，而穩健經營的銀行反而會被市場淘汰。
道德風險則表現在存款保險制度使得銀行為風險隱患找到了“背書”，用戶存款幾乎不會受到儲戶的監督，因而可能將大量信貸資產配置于高風險投資之中，以獲取高額的回報，使得儲戶資金安全堪憂。
其次，金融風險并不僅存于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無法隔離銀行外的風險。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表示，除銀行以外的非銀行業體量巨大，保險總資產突破9萬億元，信托業資產規模將近13萬億元，證券資管規模達到7萬億元，其他如融資租賃、互聯網金融等規模也在全民理財化的推動下迅速增長。但這些行業基礎資產的來源主要來自銀行資產出表，顯而易見資產出表的同時也必然帶有風險出表的成分。盡管非銀體系大部都存在嚴格的監管和風險防控措施，但與銀行一樣，由于利益的驅使，道德風險對于這些非銀行業來說是同質存在的，甚至部分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此，業內專家表示，存款保險制度只是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加速器，但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業的風險并未因此降低。因此，制度實施后，更應做好風控，監管層需要根據新政實施配套監管政策，如應盡快出臺措施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混業經營大潮，盡最大努力預防系統性風險。
擴展資料：
存款保險制度醞釀21年后，央行2014年11月30日全文公布《存款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及說明，正式向社會征求意見。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付，最高償付限額為50萬。央行表示，存款保險制度的核心是充分保障存款人權益，這是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12月1日新華網）
美國自1829年開始逐步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制度，1934年作為一家政府機構，正式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開創了世界存款保險制度的先河。據統計，1934年至2014年，美國平均每年破產的銀行在50家左右。我國正式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一方面意味著銀行市場的真正放開，新的銀行可能如雨后春生般誕生；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錢存銀行不再等于安全，像美國那樣的銀行破產可能成為家常便飯。那么，《存款保險條例》就還需厘清幾個問題。
第一，政府信用的問題。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都是基于政府信用來為市場風險背書。但中國和美國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國歷史上基本上都是以民營銀行為主的，目前唯一有國資背景的聯邦儲備銀行也有民間股份。而我國的銀行，至少在目前，是以國有銀行為主體的，政府本來就需要承擔國有銀行的經營風險。群眾選擇將錢存進國有銀行，本身就是基于對政府的信任，存款保險制度再用政府信用為政府信用保險，不僅重復，而且“最高償付限額為50萬”實際上是讓政府信用打折。
第二，銀行的風險問題。銀行業已經告別了分業經營時代，進入了混業經營時代，銀行的主要風險早已從單純的貸款風險，變成了如今的系統風險，如證券、保險、債券、票據等等。而《存款保險條例》規定“被保險存款包括投保機構吸收的人民幣存款和外幣存款”，實際上就沒有真正保險銀行的風險。更重要的是，目前我國市場化的程度還不夠，相當多的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源要素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有這些因素導致的系統風險，只能靠政府解決，即使是政府的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也是無力應對的。
第三，銀行監管的問題。從理論上講，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為銀行的風險保險，就有權制定自己的規則來監管銀行以降低銀行破產的風險。但是《存款保險條例》在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的職責中，只是說“依照本條例的規定采取早期糾正措施和風險處置措施”“國務院批準的其他職責”，即使核查中發現重大問題，也只能是“告知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這實際上就設計到央行、銀監會、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的職權劃分以及工作協調了。正是因為如此，《條例》對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可能被追究的責任，也只是輕描淡寫。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建立存款保險制度毫無疑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理論上它有利于市場化的推進，有利于更充分地發揮市場的作用，刺激銀行業的競爭與創新；但另一方面，基于我國特殊的國情，特別是利率市場化和經濟放緩的背景下，存款保險制度是否會加重人們對民營銀行、中小銀行的擔憂呢？從而導致民營銀行、中小銀行的生存更難，國有大型銀行的壟斷進一步加劇？從而更不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
即使是美國，實踐也已經證明，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定和高效，存款保險制度只能起到輔助作用，最重要的還是政府的監管。1987年，美國聯邦儲貸保險公司資不抵債，就是一個很生動的例子。次貸危機爆發之后，美國政府一方面是更多地運用“政府救助計劃”，而不是存款保險制度；另一方面，是通過了被稱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最為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以加強監管。由此可見，在保護存款人利益、及時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上，目前的《存款保險條例（征求意見稿）》不僅需要進一步完善，而且還應該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否則，就只能是讓人們感嘆“狼真的來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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