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這是蘇轍談論其兄遭遇時所說的話。烏臺詩案使蘇軾左遷黃州，雖說黃州給予了蘇軾無限的創作靈感，但他在此地的身份卻是“罪人”，一個詆毀朝廷、企圖造反的“罪人”，他的余生都在貶官的陰影中度過。灑脫是真，可能無奈也不假。
我們會在此產生一個疑問，像蘇軾這樣一位可敬而豪放、墨畫皆長的文化大儒，理應受到全民族的愛戴和尊敬，為何會發生如此令人費解之事，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其一為中國世俗社會的特定氛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處的具體時代，社會文化具有獨立性，獨立意味著孤立，意味著社會上的人會將他視作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起哄式的`傳揚，終將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蘇軾的文采不必多說，清揚如李白，憂民如杜甫。可惜的是他生在了一個文化氛圍并不健康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擁有獨立文化的人沒有一片立席之地，處處遭人嫉妒與怨恨，于是，一切流言蜚語便統統砸在他的身上，這種痛苦恐怕只有蘇軾可以體會。創造文化的人正在毀滅文化，令人幽怨之中竟生出一絲憤怒。正因為古代中國這種氛圍，真正代表中華文化巔峰的許多人，應是日夜惶恐不安，誰知道哪天會讓某個小人挑出刺來，在皇帝面前檢舉，輕則遠謫荒地，重則家破人亡。有人會說，那他們怎么不報仇，解解心頭之恨？這個問題很好想，他們若是報仇了，還能是有文化的人？
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其二是文化本身的脆弱性。1076年8月27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軾，蘇軾事先得知風聲，然而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從來者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被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屋里不敢出來。而當他終于出來的時候，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人透不過氣的場面出來。想想吧，一個毫無文化的差官竟然用這種方式來恐嚇蘇軾，竟然還成了，原因很簡單：蘇軾的文化用于詩詞，并非用于世俗。而差官用繩子捆扎了蘇軾，像驅趕雞犬一樣上路了。家人趕來，號啕大哭，我想，此時哭泣的不只是家人，還有文化。貧瘠而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扎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蘇軾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全部遭遇還不知道半點起因。蘇軾只怕誅連親朋好友，在途經太湖和長江時幾度想投江自殺，由于看守嚴密未成。當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沒的將是一大截特別明麗的中華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這里，一步之差就會全盤改易。文革的種種慘劇不也如此么。
國亡而文化興，民族堅如磐石；國興而文化亡，民族不堪一擊。烏臺詩案可以引發無數人的思考，它讓我們了解到，文化看似穩如泰山，其實內部矛盾重重。如今的社會，仍有很多現象充斥著對文化的不尊敬，我并不想談都有什么，我只想談談該怎么辦。
一曰反省。社會上的某些人，我想問問你們，你們為何在創造文化的同時，要詆毀不同于你們的文化，理想的社會應該是包容的，每一個人應該都是包容的，春秋戰國為何可以百家爭鳴，原因也在此。而我們還應反省自己的態度，無論是對古文的，還是對詩詞的，因為這些都是文化的種種表現形式。我想在此澄清一個誤區，并非精通才算尊重，假如有人說書法應該被鍵盤所淘汰，哪怕你隨口說兩句書法的優點反駁一下他，這都是對文化的尊重。我們本應好好保護它的，別讓它失望。
二曰自得。一個不信任本國文化的民族自然是沒有未來的。當我們在大肆吸收他國文化的時候，本國的文化卻岌岌可危，說明什么，說明文化已被民族忽視或拋棄，文化在我們眼里究竟是什么，是賺錢的工具，還是精神的歸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希望后者的人可以多一些。想想看，當我們近乎瘋狂地砸金崇拜外國偶像抑或是本國某些毫無文化內涵的藝人時，有誰能看到中華文化正在一個角落里低聲啜泣。我想，我能看到，她能看到，每個人都能看到，這并非難事，在崇拜的時候多一些理智，在中國藝術領域多停留哪怕是一秒鐘，你所看到的，都是不一樣的景色，可能是嘆為觀止的璀璨星河，抑或是久未涉足的幽深小徑。
我們不能再讓文化失落下去，我不想說這是我們所肩負的偉大歷史重任，這僅僅是一種自覺，而這種自覺存在于一個敬畏中華文化的人心中。因此，乍看是我們在保護文化，其實是文化保護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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