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一定都接觸過作文吧，作文是從內部言語向外部言語的過渡，即從經過壓縮的簡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語言，向開展的、具有規范語法結構的、能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語言形式的轉化。你知道作文怎樣才能寫的好嗎？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寫景區分狀物的作文，歡迎大家分享。
1、寫景作文（重在寫景色給人的感受）
要通過對景物的描寫，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如朱自清在《春》中通過春草圖、春花圖、春風圖、春雨圖、春耕圖等畫面，細致描繪出春天的美好，表達了對春天的無限熱愛與美好期望。
2、狀物作文（重在寫物給人的感受）
要通過對動物、植物、建筑物或具體物品的描寫，來表達對生活的態度與情感。
如《小狗鬧鬧》可以寫鬧鬧可愛的外貌與淘氣的故事，表現作者對它的喜歡之情。
如《一盆怪物》可以寫仙人掌刺了我的手，又幫助我消腫讓我認識了它的情感變化。
談談寫景和狀物
在語文課堂教學中，“寫景”和“狀物”是兩個很容易區分的概念。簡言之，所謂“寫景”，即是對自然或社會之景進行描繪，從而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所謂“狀物”，即是對自然或社會之物進行描摹，從而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
可問題也因此而生。“寫景”和“狀物”的區別真的僅僅在于一為“景”一為“物”嗎？其實不然。二者的真正不同，并非在于“景”與“物”的分別，而是在于“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差異。確切點說，“寫景”所抒之“情”，乃狹義之“情”，亦人之喜怒哀樂者也；而“狀物”所抒之“情”，卻為廣義之“情”，不啻喜怒哀樂等人之常情，也涵括人之理想、抱負乃至自然、社會之理也。
王國維先生說，一切景語皆情語。此話恰恰道出了寫景的真諦。自然或社會之景雖然千差萬別，但歸根結底，終離不開一個“情”字。從審美的角度來說，無情便無景，有情一切皆為景。心中美了，處處皆是美景；心中苦了，便會如李煜一般發出“春花秋月何時了”的悲嘆。換言之，就“寫景”來說，“景”與“情”的結合方式，雖有“觸景生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諸多說法，但一言以蔽之，“寫景”的終極目的就是為了抒發作者心中的喜怒哀樂之情。雖然王國維先生在他的《人間詞話》中提出了著名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之說，可從“寫景”的角度來看，那也只是道出了“景”與“情”的結合方式的不同。杜甫的詩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觸景生情，乃“有我之境”；陶淵明的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情景交融，乃“無我之境”；可“有我”也好、“無我”也罷，終不外乎抒發了作者的大悲大喜之情。
“狀物”卻不盡然。說“不盡然”，乃是因為“狀物”與“寫景”確有相通相同之處。舉例說吧，如鄭振鐸先生的散文名篇《海燕》，即是通過對“小燕子”這一個自然之“物”的描摹，抒發了作者心中“如輕煙似的鄉愁”之情。僅從這一點來看，“狀物”和“寫景”也并無二致，只不過一個是“借物抒情”一個是“借景抒情”罷了。
但“狀物”絕不僅僅與“寫景”一樣只是抒發人的喜怒哀樂之情。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抒發人的喜怒哀樂之情只是“狀物”的一種很次要的功能。“狀物”的主要功能，應該在于“言志”，還有“喻理”。
還是舉例說明吧。大家都知道，古詩中有“寫景詩”和“詠物詩”之說。此二者與“寫景”和“狀物”二者極為類同。“寫景詩”者何干？抒發人之常情也。如蘇東坡的那首《飲湖上初晴后雨》：“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該詩通篇寫西湖美妙之景，而作者對西湖的熱愛和贊美之情于景中油然而生。再如杜牧的`那首《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于二月花。”此詩也通篇寫景，而“坐愛”一句便道出作者心中之情自在景中也。
“詠物詩”顯然不同。毛澤東同志于1906年所寫的那首《詠蛙》詩就是明證。詩曰：“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做聲？”該詩表面上看是在詠蛙，而實則是在詠他自己，詠其心腹中那一股難以掩飾的博大高遠之志（言志）。再如唐初虞世南的那首名詩《蟬》：“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此詩名為詠蟬，實也是借蟬“居高聲自遠”之態道出了人生中的一種哲理（喻理）。
真正明白了“寫景詩”與“詠物詩”在抒發作者思想感情方面的分別，也就大略明白了“寫景”與“狀物”二者間的實質不同。雖“寫景”、“狀物”與“寫景詩”、“狀物詩”之間尚不能完全等同，但本質無異。謹記。
然而，如果換個角度，若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寫景”和“狀物”又實在難以區分得那么清楚。茲提出兩點，供方家研討。
一，“景”與“物”本身就是互相關聯的，實難截然分開。說到底，究竟何謂“景”又何謂“物”？一塊石頭，應該為“物”，可如果把這塊石頭置于一片草地之上，那這塊石頭還是單純的“物”嗎？卞之琳先生的那首《斷章》說得好：“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該詩中，“你”應該是一個“物”，可在“看風景的人”眼里，“你”也就變成了“風景”之一了。再如鄭振鐸的那篇《海燕》，“燕子”本身自然是“物”，可當燕子飛翔于爛漫的春景之中或絕美的海天之間，那“燕子”不也就成為了人們眼眸中的一“景”了嗎？如此看來，“景”與“物”的關系實在是有些含混不清的。
二，寫景誠然是為了抒發人之常情，但任何事情都會有例外。至少，并非所有的作者筆下的“景”都是用來抒發喜怒哀樂之情的。像王維的名詩《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該詩前二句的寫景，很明顯是為后二句的抒情服務的，借自然清新之景，抒難舍難分之情。這是典型的借景抒情之范例，唐詩宋詞中可謂比比皆是。但有的時候，“景”也不妨可以用來闡發自然或社會之理的。如王之渙的那首名作《登鸛鵲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詩的前二句應該是標準的寫景，而后二句卻并非抒發人之常情，實乃借景喻理者也，此不也可乎？唯數量多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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