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的這個“中興”，和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中興”都不同。別的“中興”都是在原有的王朝框架內中興，惟獨“光武中興”是原有的王朝已經不在了，再來“中興”，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南宋陳亮在《龍川文集·酌古論一》中就說：“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實際上，劉秀不僅僅是“中興之主”，還是一位“定鼎帝王”，后漢的江山能夠建立，實是他一刀一槍拼出來的，他的廟號稱為“世祖”（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為祖，高帝稱祖是也；始治天下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顏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確是名副其實。
那么為什么漢亡了居然還能中興？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可能還需要了解前漢亡的原因和背景。
前漢之亡其實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外戚勢力過大，一個是劉室宗親過于分散，而皇帝一系（就是前面說的“大宗”）又衰微，到平帝死后，連找一個近支宗親都困難。于是，這兩者共同作用，使王莽能夠憑借外戚的勢力，倚靠手中的權力，在平帝死后一步步向帝王寶座靠近。
不過前漢末期的背景則更讓劉室宗親有復起的機會。據《漢書·平帝紀》，前漢末劉室宗親已超“十有余萬人”，遍布全國各地，從理論上說，他們都可以有“奉大宗”的權利。這些人雖然有的已經沒落，但不少人在地方上還具備一定的資財、地位和聲望。此外，前漢立國200多年，其中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還可以算是不錯的皇帝，到宣帝時，漢王朝又是四海名聲大震，士民之心已固，而元帝的好儒，又使民間崇尚正統。宣帝死到王莽篡漢，才距離50幾年，老人們對匈奴單于來朝、西域諸國送質、諸羌紛紛臣服等津津樂道的事情肯定還是記憶猶新，所以“民心向漢”是不爭的事實。三輔的老吏們見劉秀的部屬經過時垂涕道：“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就有力的證實了這一點。它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王莽末天下大亂，無論是農民起義軍也好還是地方實力派也好，多數都立劉室宗親或者奉漢年號。
再則，前漢雖然外戚盛，但主要勢力多集中在京畿一帶，他們的根基和影響力也基本上都局限在社會上層，而對下層的平民老百姓沒有多少文化上的影響力。王莽的篡位和一系列的改革，不僅僅觸犯了散布在全國各地劉室子孫的利益，也觸動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再加上天災人禍，流民失所，他根本無法在社會下層建立起自己的民意基礎。他讓劉歆搞什么“相生五德”，終究無力挽回民心；而他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系列舉措，又使邊疆也一刻難以安寧；他用以造勢的圖讖，更是為光武等人效仿去作為起兵、稱帝的借口。所以，王莽在位的這十幾年，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是乏善可陳，一到天下爭相起來造他的反，他的滅亡就已經只是遲早的事了。這時，劉室宗親憑借著漢朝200多年的民意基礎，終于可以找到復起的機會。
漢能夠復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經過200余年的苦心經營，在前漢末期，王朝周邊已經沒有與漢棋逢對手的敵人。漢武帝對匈奴、西域、西南夷的連年用兵，不僅僅使漢王朝的影響力大增，還極大的打擊了周圍的反抗勢力，后來
的諸帝又能靈活采用分化、瓦解、懷柔、和親等政策，使前漢末期王朝四周沒有能和漢一較短長的力量。所以，當王莽進行朝代更替及王莽末天下大亂時，沒有一種勢力能夠象后來的蒙古人或者滿族人一樣趁虛而入。光武即位以后，西域諸國爭著送子到洛陽為質，這也說明，在有過前漢對外大規模的戰事以后，周邊對漢朝的實力頗為忌憚。
于是，外面的敵人不敢進來，中國內亂就只是關起門來在里面打。王莽滅亡以后，各參戰的不管是真是假，領頭的都稱高皇帝的子孫，打完了，天下一統了，把門一開，天子還是姓劉，家還是這個家，最后的勝利者就是“中興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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