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天堂生活快二年了，留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聲音。
他的一位老同事說，有次出差到仙游，晚上在仙游師范散步時，突然聽到遠方有個聲音很象我的父親，便循聲而去，果然發現是他。幾十年沒相見，是父親那響亮的聲音讓他倆有幸在異地相逢。父親平時說話很大聲，一旦亮起嗓門，鄰村人都能聽得到，即使說悄悄話，也會傳到左鄰右舍耳朵里。
父親喜歡唱“阿佤人民唱新歌”等紅歌，有男高音歌唱家那種渾厚奔放的嗓音，但他真實身份卻是一名歷史老師。從參加工作到退休，一直根扎沿海界外底。他的身上，早已滲透了大海的味道。
父親的學生遍布全國各地，在本地更是不勝其數。我參加工作后，特別是當記者外出采訪時，經常會遇上他的學生、同事、好友。一旦提起我是他的兒子，那些人就會顯出特別的親近感，熱情地說：“哦，你就是劉老師的兒子呀。”
父親在沿海界外底人緣特好，常讓我感嘆。在我的眼中，父親不善交際。在家時，他話不多，很少與鄉親來往，要么看報紙，要么圍著奶奶轉。退休后，為了照顧年邁的奶奶，與老人同吃同睡，形影相隨。鄉親說，我奶奶身體多病，能活到九十歲，與我父親細心照料分不開。
父親與奶奶感情篤深。父親童年時，便失去父愛。那時，為了撐起家庭，奶奶去當傭人，把他托到孤兒院。后來，奶奶見父親身體每況愈下，咳嗽不止，擔心患上肺癆病，才流著淚帶到身邊。母子相依為命，寄人籬下，生活清苦。
父親自幼懂事，從不調皮搗蛋，給奶奶添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秀。在哲理中學讀書時，班主任得悉他的家庭遭遇，對他關愛有加，讓他一生感激。父親參加工作后，若有進城，總是過去看望他的恩師，以至于我們小時候都知道他有個年紀很大的老師，名叫原孝梁。
在村里，父親是為數不多的領國家工資的“工作仔”，卻不是有錢人家。他花錢有講究，自己一生“三無”——無抽煙、無喝酒、無喝茶，口袋中常裝糖果，沒有香煙，遇上熟人，總是喜歡拿出糖果請人家吃。忘不了，我哥考上師范，我與妹考上一中，那是父親一生中最榮光的時候，也是負擔最重的時期。當時，父親一領到工資，就按人頭給我們寄錢，而他自己分文不留。除了養家糊口外，父親會瞞著家人偷偷地資助他的貧困學生。他的一個學生數年前告訴我一個秘密，父親曾資助他上學，最多時一次性給了十元，嚇得我目瞪口呆。在當時低工資時期，父親每月寄給我上大學也才十元。我婚后，在家務農的母親隨我進城居住，父親經常過來看望，還堅持自己給我母親一份生活費。我對父親說，不要給錢，我會給的。我母親笑著說，她要拿，不一樣，這是父親的習慣，不拿父親會生氣的。父親退休后，自己有退休金，不缺錢，然而，每次我回家給父親錢時，父親從不拒收。印象中，父親有那么一層意思，就是通過金錢，體現人的思想品質。
家庭中，我與父親相處的時光少得可憐，也很少談心，常問心有愧。雖然父親很少看到我，但他總是關注我的一舉一動,并喜歡信傳心聲。我讀高中時，父親曾悄悄地寫一封信給我班主任，把我蒙在鼓中。我婚后不久，在家中翻箱倒柜時無意看到了一封信，那是父親寫給我妻子的，也不告訴我。數年前，我妻子因病早逝，父親得悉后老淚縱橫，一直悶悶不樂。后來，有一天，當他聽說我準備帶著再找的對象小鄭回老家時，高興得象個小孩一樣。我們一回老家，父親便唱起“阿佤人民唱新歌”給小鄭聽。最反常的是，他一直坐在椅子上不起來，讓我很納悶。后來我哥告訴我，父親那天一早特地去理發刮胡子，因一只手患病會不停地顫抖，怕被小鄭看到，就手不離椅，不肯起身。
工作上，我喜歡寫文章。早在糖廠工作期間，我的文章就在福建日報等報刊上發表。父親一旦知道后，總是把我發表的文章剪下來，放到箱子里收藏起來，等我回老家時，又拿出來給我看。我調到報社后，文章見報是家常便飯，父親收集我的文章依舊樂此不疲。我在城里工作，坐車不到十幾分就能回到老家，父親對我很少回老家從無怨言。他說，拿國家的錢，工作要做好，做人要實在。
父親晚年身患糖尿病。他性格倔強，與病魔抗爭，病重不肯住院，曾二次生命告急，是我妹的眼淚送他入院，才轉危為安。我哥十幾年如一日，按時給父親打針喂藥。在最后癱瘓床榻期間，我哥與嫂子天天端飯喂藥、捶背擦身，細心護理，使備受病魔折磨的父親一直保持精神樂觀。父親常說：“科學治療，子女孝順，心里高興。”2010年8月的一天，我回去看望他，他很認真地對我說：“孩子們個個都是好樣的，我完成了歷史使命！”當年11月22日晚，那是腦海中抹不掉的黑色記憶，父親安祥地與我們永別了，活到七十七歲。
“歷史使命”，這就是父親留給我的遺言。從此，每次我回到老家，我的耳邊就會響起父親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