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胡蘿卜】
有一天，我們飯桌上有一樣蘿卜煨肉湯。我問我姑姑：“洋花蘿卜跟胡蘿卜都是古時候從外國傳進來的吧?”她說：“別問我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說道：“我第一次同胡蘿卜接觸，是小時候養叫油子，就喂它胡蘿卜。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我的祖母)總是把胡蘿卜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里，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們吃的菜里是向來沒有胡蘿卜這樣東西的。——為什么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我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看看忍不住要笑，因為只消加上“說胡蘿卜”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雖說不上沖淡雋永，至少放在報章雜志里也可以充充數。而且妙在短——才抬頭，已經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到底是上海人】
一年前回上海來，對于久違了的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是白與胖。在香港，廣東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看慣了他們，上海人顯得個個肥白如瓠，像一代乳粉的廣告。
第二個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眾文學可以用膾炙人口的公共汽車站牌“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時常由心里驚嘆出來：“到底是上海人!”我去買肥皂，聽見一個小學徒向他的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勛的勛，功勛的勛，不是”薰風的薰。《新聞報》上登過一家百貨公司的開幕廣告，用并散并行的陽湖派體裁寫出切實動人的文字，關于選擇禮品不當的危險，結論是：“友情所系，詎不大哉!”似乎是諷刺，然而完全是真話，并沒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順，世故練達。到處我們可以找到真正的性靈文字。去年的小報上有一首打油詩，作者是誰我已經忘了，可是那首詩我永遠忘不了。兩個女伶請作者吃了飯，于是他就做詩了：“樽前相對兩頭牌，張女云姑一樣佳。塞飽肚皮連贊道：難覓任使踏穿鞋!”多么可愛的，曲折的自我諷嘲!這里面有無可奈何，有容忍與放任——由疲乏而產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對于人與已依舊保留著親切感。更明顯地表示那種態度的有一副對聯，是我在電車上看見的，用指甲在車窗的黑漆上刮出字來：“公婆有理，男女平權。”一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由他們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鬧了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種滿臉油汗的笑，是標準中國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里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關于“壞”，別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說都離不了壞人。好人愛聽壞人的故事，壞人可不愛聽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寫的故事里沒有一個主角是個“完人”。只有一個女孩子可以說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長得美的話，只怕她有三分討人厭。美雖美，也許讀者們還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話里去!”在《白雪公主》與《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盤。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為上海人寫了一本香港傳奇，包括《泥香屑》、《一爐香》、《二爐香》、《茉莉香片》、《心經》、《琉璃瓦》、《封鎖》、《傾城之戀》七篇。寫它的時候，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因為我是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我的文不達意的地方。
我喜歡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歡我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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