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成長在內地的我來說，年輕時代，對于五四青年節當然不會陌生，而且，我還是在那一天，加入了共青團。每到這個日子，學校里面總是會舉行不同的活動，身為共青團干部的我來說，很熱心地參與組織各種工作。不過對于五四精神，雖然是再自然不過掛在嘴邊的名詞，也記得反帝反封建愛國行為這樣的定義，其實對于五四運動還有五四精神，那個時候的我，只知道這些，也只需要知道這些。
直到有一天，忽然覺得，應該去了解一下，這個代表了整個青春歲月的日子，因為歷史課的內容，早就隨著歲月沒有了蹤影，只有五四兩個字，伴隨著愛國這樣的一個概念，還在我的記憶里面。重溫過這段歷史，對于五四運動的精神，發現原來可以理解成為對科學民主的追求，也可以理解成為愛國自救的精神。但不管怎樣的理解，有一點是公認的，那就是青年學生對國家的熱愛，對真理和公平正義的追求，還有就是對黑暗和強權的不屈。而這些，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因為如果年輕人對于自己的國家未來發展不關心，對于生活的這個社會中存在的不公正視而不見，對于強權心存畏懼的話，一個渴望發展的國家和民族就缺乏希望。
就是在那一天，我看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因為說到那個時代，按照自己在課堂上面讀到的范文，記得的只有魯迅，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篇踢鬼的故事的短文，無形中加固了我的無神論。至于他的其他的那些小說，還記得不少，不過大部分還是自己從課外讀物里面找來的。那個時候還小，只是覺得過癮，還是到了今天，才體會到里面的深刻，因為只有對社會的失望，才會寫出如此尖刻的文字。只是這樣的國民性，似乎放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還是會引發共鳴。
因為這樣一段話，讓我記住了胡適：“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怎樣的防身本領，那就學會獨立思考，魯迅這些社會批判性極強的作品，自然是他獨立思考的結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雖然胡適和魯迅走的路線不同，魯迅也曾經苛評過胡適，但是在這一點上，兩個人卻同樣展現了知識分子的風骨。
這些年，不少人要把他們兩個比較一番，我不知道到底是為了爭一個歷史地位的高低，還是為了判斷兩個人到底哪個好一些，哪個壞一些，或者是為了證明誰更加正確一些。這讓我想到了胡適的另外一段話，他在五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容忍和自由“里面這樣寫：”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其實正是因為有了魯迅們激進的社會批判，希望從改變中國人的人性入手，加上胡適們溫和的自由主義，從憲政民主的角度出發，兩者的并存，讓我們看到了五四運動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影響中國的一面。獨立思考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容忍不同意見的雅量，那末獨立思考的不同結果之間，就不會有并存的空間，容易走上****和極端。對個人，社會，政府，宗教，政黨，都是一樣。胡適說，當他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要重要，因為有時候他甚至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面對互聯網時代的信息轟炸，越來越多對第三方的所謂的真相說明的依賴，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失去了傾聽不同觀點的耐心和氣量。或許，在紀念五四的日子里，應該這樣回望：1919年的中國，只有知識分子自己創辦的幾份刊物，資訊的流通遠遠沒有現在這樣的快捷和廣泛，但是知識分子獨立思考之后產生的思想，就好像星星之火，推動著中國走向變革。而不同的觀點雖然針鋒相對，但是卻能夠同樣擲地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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