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傳興，1927年，出生在湖北省鐘祥縣胡集區白云鄉石巖村。在當地村里有座“石巖寺”，而在上個世紀40年代初，石巖寺里是一所保級(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行政機構是縣、鄉、保、甲制)學校，學堂的教書先生叫劉光植，別名“杜光梓”，還有一位先生姓邱。后來才知道，他們都是地下黨成員，劉光植是黨支部書記。今天小編就來分享抗日英雄謝傳興的故事,希望讀者喜歡。
抗日英雄謝傳興的故事
因為是窮人家的孩子，謝傳興沒能上學讀書，每天放牛時，就偷偷到學校聽先生們講課。久而久之，謝傳興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書先生也漸漸對這個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劉先生問我叫什么，我告訴他說‘我姓謝，母親是在逃難時一個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沒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說‘我給你取名叫謝傳興，好嗎?’我當時高興極了，又蹦又跳的。”謝傳興回憶說。
1942年，謝傳興15歲，劉先生見小伙子忠厚、老實，就讓他幫忙送情報。由于好奇，謝傳興問是什么情報?劉先生嚴肅地說：“不該問的不要問，情報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對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頭暗號：雙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為古月，謝字為言身寸)對接。
謝傳興以賣柴作為掩護，把情報裝在豬尿泡(一節洗干凈的豬腸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縫里。從石巖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經過日本鬼子和偽軍把守的黃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頭3道關卡。過黃土包關卡時，一鬼子用“三八大蓋”頂住謝傳興的胸口問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太軍，我的賣柴的干活。”謝傳興機智地答道。“我那時面黃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樣，身上穿得破爛，一雙布鞋沒有后跟，腳趾都露在外面。旁邊一翻譯見狀，扒光我的臟衣服，進行檢查。我人小膽子大，不驚不慌。那翻譯在鬼子耳邊嘀咕幾句后說‘你快快的開路開路。’翻譯還給我寫了一張‘已檢查’的紙條。此后，這紙條成了我每次過關卡的‘通行證’。”據謝傳興回憶說。
到了胡集街上，謝傳興問了好多家飲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們都搖頭不要。謝傳興又來到一家做粑粑的門前問：“師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說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時，謝傳興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當然也是心知肚明，給了謝傳興兩個“粑粑”充饑。并說：“你等會，我去去就來。”不一會兒，店家老板把一張紙條塞給了謝傳興，再三囑咐要安全交給劉先生。后來，謝傳興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報后，就馬上轉送到街上一開藥鋪的老板，而他們都是新四軍抗日地下黨單線聯絡的交通員和管胡集、王家集、轉頭灣3個鎮的交通總站站長。
為了以防敵人的檢查，謝傳興也是經常變換藏情報的方式。有時藏在鞋幫里，有時藏在打濕了的衣領里或斗笠里。敵人見謝傳興經常挑柴去趕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檢查也不像剛開始時那么嚴了。
1943年，春節臨近的一天，學堂的邱先生交給了謝傳興一項特殊任務：要護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個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樣的打扮，騎在驢子上，而謝傳興就牽著驢子前行。當走到夏家河日偽關卡時，敵人要檢查，那先生就說：“太軍、老總，我們是到宜城做生意進鹽貨去的。”并從身上拿出一張經商的手續，鬼子看后又搜查了兩人的全身，沒發現什么疑點就放行了。“我們剛跨進一農家大門，就聽先生喊了對方一聲‘王書記’。原來，我護送的先生叫許超，是北山區委書記，是專程去跟王全國(襄西特委書記)匯報工作的。”謝傳興激動地說，“第二天，我們沒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順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據地。”
從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時間里，謝傳興護送新四軍抗日情報人員和情報達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無誤”，為抗日戰爭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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