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772年—842年)，字夢得，洛陽人，自稱“家本滎上，籍占洛陽” ，又自言系出中山。 其先為中山靖王劉勝。唐朝文學家、哲學家，有“詩豪” 之稱。
唐代文學家劉禹錫(772——842)在長期的貶謫生活中，大多時候有職無權，內心十分苦悶，希望能夠找到一種排遣憂愁煩惱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與僧人往來，研讀佛典，尋求解決人生痛苦煩惱的方法。隨著對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從當初的好奇，已經變為深深了解個中三昧，以至達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旁行四句之書” (佛教典藉)，來往者也皆是“赤髦白足之侶”的僧侶(《送僧元皓南游》，《劉禹錫集)卷二十九)。與一般的好佛者不同，劉禹錫對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結果。他說自己做官二十年，一直在思索尋求一種人生之道，結果發現世上所謂的諸道，如科舉進仕、經商產業等，都難以行通，非為正途，只有佛教“出世間法”，才值得盡心。
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時期，劉禹錫被貶地朗州亦是佛教圣地。離城區二十華里的德山千明寺就是享譽華夏的十方叢林，四方衲子紛紛來此掛錫。劉禹錫常來此拜佛、參禪，與僧人探討佛理、佛法。經常亦有外來僧人來劉宅與其切磋禪理， “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 (《贈別君素上人》)。他與南岳衡山、牛頭山、楊岐山等處的禪僧如仲制、靈澈、元暠、如智、慧則、廣宣、鴻舉、義舟、景玄、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廣泛交往，有的交往還很深。柳宗元《送元暠師序》曰： “元暠師居武陵(朗州)有年數矣，與劉游久且昵。”劉禹錫送僧詩二十四首，大多數是在朗州寫作的。在《送僧元暠南游》詩引言稱贊他“妙音奮迅，愿力昭答”。劉表示“雅聞予佛而佞，亟來相從。”他從元暠那里領悟到佛法的殊勝，感嘆地說：“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后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予策名二十年”是指自貞元九年(793)至元和七八年(812、813)，這二十年中，他正值廿二歲至四十歲的血氣方剛年華。貞元九年，時年二十二歲登進士第， 不久擢監察御史。在此期間，他常與柳宗元、呂溫等“講疑考要王霸富強之術”，尋求解決社會危機的途徑。三十四歲時參與永貞革新失敗后而遭貶謫。他的政治抱負未能實現，百思而不得其解。 自從接觸佛法后，才悟到“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只有“出世間法”才能啟悟人心，拯救社會。
他在朗州十年寫了近百篇詩文，其中不少是宣揚佛法，贊嘆高僧以及富涵禪味及禪境的篇章。其后，他為禪宗六祖大鑒禪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牛頭山第一祖法融大師、楊岐山故乘廣禪師等撰寫的碑文，以及撰寫的《佛衣銘》、《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毗廬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贊》、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均顯現他受佛法的熏陶，心靈得到凈化，思想得到升華，心身進入禪的新境界。如他在《贈別君素上人》詩引言中曰：“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善，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熔惡見，廣疏便門，旁束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溯川，未始念于前而日遠矣。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在《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引言中曰：“以為盡妙理者莫如法門，變凡夫者莫如佛土，悟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于凈名(經)，深達實相。”還談到禪與詩的關系，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言曰：“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名聞于世者有焉。因定而得境，故滌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的心得。佛家認為，戒定慧三法相資不可或缺， 因戒而生定，定而生意，此三者次第相生，入道之關鍵也。劉文說“定而得境”，使散亂的心水澄明，進入創作意境;開慧后遣詞造句，能得到精華而美麗的詞藻。這都是他達佛之知見，自家家珍的和盤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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