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愛他，就送他到紐約，因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到紐約，因為那里是地獄。”這段精彩的臺詞，用來描述中國著名作家老舍曾在紐約的生活，似乎有一定道理。
1946年，美國邀請老舍訪問一年。這種邀請其實有“統戰”意味，因為此前蘇聯也向中國文人伸出過橄欖枝，雖然那時冷戰尚未開始，可美國已然在跟蘇聯暗中較勁。當時，中國內戰在即，美國外交界和知識界出謀劃策，意欲拉攏中國知識分子，同蘇聯在輿論上爭取優勢。
老舍應邀訪美，看似如魚得水，因為此前他有足夠的國外生活經驗。1924年9月到1930年2月，老舍曾赴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5年半。這次他從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在美國生活了將近4年，其歐美經驗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是相當可觀的。
“放青兒”，結識賽珍珠
老舍訪美是當時中美文學界交流的一件大事。赴美之前正是他的名聲如日中天的好時候。老舍在行前開玩笑說，此次赴美是“放青兒”。老舍自比是一頭駱駝，春天到張家口外去吃青草、換毛，然后馬上回來，以做更長途的跋涉和承擔更沉的負重——然而，他卻并未及時回來而是滯留了些日子。
老舍訪美，頭一年的活動非常頻繁，以至于頻繁到本來準備“放青兒”的他抱怨自己幾乎被這種熱鬧累垮。那時美國的文學界對中國的現代文學幾乎一無所知。突然來了一位中國當代的文學名家，當然在美國受到了空前關注。
此前，作為極其稀有的個案，老舍的作品被翻譯介紹到了美國。因而，他在美國文學圈里有點小小的知名度。作為一個戰時友好國家的文學使者，他應邀周游了當時美國的一些主要都會城市、觀摩了數十場戲劇演出、做過一些文學講演、會見外國作家并參與各類文學活動。他還曾在紐約給南開校長張伯苓拜壽、參加作家寫作營、觀摩美國印第安人保留區，還受邀訪問了加拿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老舍跟美國作家賽珍珠的結識和友誼，這成了他滯留紐約的一個要素。
賽珍珠是獲諾貝爾獎的著名作家。她因作品在好萊塢被改編成電影而聞名遐邇。她又是當時一位暢銷書作家，在美國讀書市場頗為活躍。賽珍珠童年和青年時期在中國生活，有著很深的中國情結。她在紐約結識了老舍很是高興，當然為老舍在美國的創作和翻譯、出版熱情推介。而結識賽珍珠，使得老舍作品翻譯在美國展開了新的一頁。
賽珍珠也是出版家。她丈夫是個伯樂，擁有出版社，并成功出版暢銷書。此前，他們夫婦推介過中國作家林語堂。老舍來美前，其代表作《駱駝祥子》已被翻譯在美出版。但來美后，老舍發現此書的譯者既不忠于原著，且在版稅上幾乎是強盜般占有了他應得的利益。賽珍珠得悉，開始仗義執言，幫老舍介紹新的文學代理人，并幫他打官司。
在賽珍珠的幫助和鼓勵下，老舍開始重新考量寫作計劃。轉眼到了1946年底，訪問規定的時間逼近，此時中國內戰爆發了。老舍經過了一番考慮后決定先留下來靜觀時局，同時繼續完成自己《四世同堂》的寫作。
辛勞筆耕，經受“煉獄”
留下來的日子顯然沒有第一年好過。第一年他是美國國務院請來的客人，風風光光，出入體面而且生活有保障。一旦從訪問學者變成了滯留客，待遇就兩樣了。幸而，老舍有賽珍珠的幫助，在移民局辦妥了允許滯留的法律手續。
大量史料表明，這段時間的老舍很少有朋友往來。他在紐約租了兩間公寓房，終日進行艱苦的文學創作。1947—1949年，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還創作并參與翻譯了長篇小說《鼓書藝人》、戲劇《五虎斷魂槍》等。
按說，老舍那時逃離了中國的戰亂，得以在一個和平、安逸的環境下創作，這應該是那時多數中國作家的夢想。老舍求仁得仁，還有什么話可講呢?的確，老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他的生活時顯得很知足。關于《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寫作，他說：“就我個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小說，因為它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
但事實上，老舍的這段日子并非很愜意。他在寫給友人的另外的信里便真實地剖白了自己的內心：“……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處跑跑，開開眼界。今年，剩下我一個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亂跑，于是就悶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寫一點。……洋飯吃不慣，每日三餐只當作吃藥似的去吞咽。住處難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錢，于是又住在大雜院里——不，似應該說大雜‘樓’里。不過，一想起抗戰中所受的苦處，一想起國內友人現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個床能睡覺，還不好嗎?最壞的是心情。假如我是個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錢，我大可去天天吃點喝點好的，而后汽車兜風，舞場扭腚，樂不思蜀……沒有享受，沒有朋友閑談，沒有茶喝。于是也就沒有詩興與文思。寫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萬字!這是地道受洋罪!”其間，老舍還幾次生病——這樣的狀態和心情，能不生病么!——以至于他在信中嘆道：“……這年月，活著死去好像都沒有多少區別。假若一旦死去，胃，頭，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嗎?”喪氣成了這個樣子!老舍的心情，可以想象是壞到了極點。但是，他還沒有絕望：“……酒可不大吃了。吃一點，因為頭昏，就會醉;爽性不吃。沒有醇酒，似乎也就沒有婦人;也好，這樣可以少生是非。”
日子既然過得像老舍描寫得那樣苦哈哈的，那他為什么不回國呢?老舍自述道：“我想：出來一趟，若能有幾本書譯出，總算不虛此行。”
看來，為了譯書和出書，老舍沒少付出，而且跟譯者、出版人合作常有麻煩，甚至還打過一場不小的官司。老舍也去過好萊塢，尋求把其作品搬上熒幕。雖然一個人滯留異國、孤單單寫作不易，老舍最終還是完成了不少作品，沒有愧對這些日子。
“一條永定河里的魚”
老舍當年在紐約的家在曼哈頓西83街，地處豎跨全島中心的哥倫布大道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中間。如果以步行計，老舍居處離紐約著名的中央公園僅5分鐘路程，離舉世聞名的時報廣場僅半個多小時。時報廣場附近是世界著名的百老匯戲劇演出中心，每天總有幾十個劇院上演著世界上最時髦、最先鋒的戲劇作品。老舍故居離著名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20多分鐘，離聲震美國的林肯藝術演出中心也不過20分鐘路程。此外，那里離得較近的地方還有世界著名的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10分鐘之內就可到達;而那兒離紐約地標性藝術圣殿大都會博物館也就是穿過中央公園即可抵達，基本上用不了半小時。
所以說，老舍當年住的地方雖然不算高檔和優越，但并不像老舍述說的那么差。特別是，這個樓是座小樓，很緊湊，有點兒像上海三四十年代張愛玲的舊居，只是不貼近繁華商業區，一共只能住10多戶人家。這里的住戶可能不富裕，但還不至于“雜”到哪里去。
我也考察了老舍曾經去給張伯苓拜壽的華美協進社。這個學社曾經邀請梅蘭芳訪美，離他家不遠，是連接中美文化的一個重要紐帶。那兒是中國留美知識分子云集的俱樂部，老舍到此應該不寂寞，可是痛苦寫作中的老舍似乎并沒有閑情逸致常來這里。
從老舍故居往北走半個多小時，就是世界名校哥倫比亞大學。那兒有很多文學資料可以隨意查閱，有很多中國學生和學者可以交流和交往，而且老舍的朋友、最早將魯迅和老舍作品介紹到美國的王際真教授就在此。如果老舍愿意，他散步間就可以去哥大，這樣既可以放松心情以利寫作，也可以讀書看報、查資料、會友，消釋寂寥的日子。老舍的環境得天時地利，可惜他摒棄了這一切。
那么，老舍為什么舍棄這一切而像一只工蜂死死守在屋子里寫作、苦熬呢?除了他自己說的經濟原因以外，唯一的答案就是他沒了心勁兒。讀讀他的自白，我們知道，他的苦衷不只是經濟上的貧困，他還受著精神上的貧困、失望和疲憊的夾擊。
在紐約，幾乎唯一的亮點是老舍跟賽珍珠、跟進步作家和新聞記者史沫特萊的交往。唯一的希望是他的創作支撐著他。
老舍在紐約的日子到底幸福不幸福?我覺得，賽珍珠的評語很中肯：舒先生人很文靜，十分靦腆，還很不適應這里的生活環境。
西諺云：“你的美味或是我的毒藥。”紐約是個好地方，但不是老舍心中的好地方。他的家園是北京。回顧那段歲月的時候，無需拔高或者主觀斷言說那是他受難或豐收的日子。老舍，如同他自己說的，他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民族作家。他在紐約過得不算愜意但不無收獲;他是“一條永定河里的魚”，在紐約哈德遜河口的咸水里或許不自在，但是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旋即活潑歡騰，開啟了他生命中的第三次絢麗的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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