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黃昏中的北京，迷蒙、色彩飽滿，像是香山一片紅透的楓葉。起了風，遠遠地送來電報大樓的鐘聲。一個少年立在窗邊，聽著那被風聲拉長的旋律，意醉神迷。報時鐘聲響完，少年奔出家門，沖向五道口，秋風把他的領口吹開來，是直沁心脾的秋高氣爽。
多少年后，高曉松佇立在洛杉磯的秋風里回憶北京長大的那個風中少年，突然起了一陣鄉愁。那是他眼里最美好的80年代，那時的他是初中生，心中有他自己的“遠大前程”。
如今的北京，在他眼里，噪聲淹沒了那些美好的細微的聲音，比如燕子掠過屋檐的羽翅震動，比如瀟瀟秋雨的滴落......于是，他離開北京，移民去往美國，在他洛杉磯，他開啟人生新的征程。
激蕩在少年心中的八個字，是縱橫四海，改造國家。
2012年3月，就在美國洛杉磯，高曉松主持的脫口秀欄目正式開始錄制，每集節目時長20多分鐘，短小精湛，一把椅子、一把折扇，對著鏡頭，高曉松對著全世界，開始聊天。這就是后來35期總播放量達到8300萬次，一年總點擊率達1.3億次，創下網絡播放奇跡的脫口秀節目《曉說》。
但是《曉說》最初的出現，并非起自縱橫捭闔搶占互聯網的大布局，而是因為高曉松的中年危機。
2012年，43歲的高曉松心頭常常涌上一種悵然，盡管在朋友眼里他能侃、樂觀、充滿正能量，但是中年危機還是襲擊了他——他們那一代人從小所受過的教育和成長的環境，從來不是要買個什么樣的房子，娶個什么樣的老婆，過成什么樣的日子，那時候常常激蕩在少年心間的八個字是“縱橫四海，改造國家”。
當年復一年，年少時的夢想已經被現實風干，尤其是創作力枯竭，再也無法像年輕時寫出那么精彩的歌時，他常常反思自己：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這些又有何意義?經紀人聽了，掰著指頭給他數，你做了什么什么節目的教練，做了什么什么活動的評委，你賺了幾位數以上的錢......
可是在高曉松眼里，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帶來個人的自由，改善個人的生活，但是如果眼里只有錢，那似乎就和當年心懷夢想的此間少年背道而馳了。于是，就有了脫口秀節目《曉說》，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的他在鏡頭前，跟大家聊人文、聊歷史、聊旅行，揭秘奧斯卡的游戲規則，聊民國時期的刺客，說美國大選，趣談古代婚姻制度......在他眼里，這是“縱橫四海，改造國家”之一種，推動浮躁的社會去沉淀去思考。
當然，言多必失，聊了那么多的天，總歸有疏漏，網友們看到疏漏就針鋒相對地批判，于高曉松來說，看網友評論也是一次接受再教育的'過程，“評論里綻放的理想主義光輝，比糾錯還讓我感動。不夸張地說，我的人生觀跟著有了調整。”高曉松把《曉說》比作微博，“短小閱讀會飽和，但是它的線索多，40萬字微博不過兩本書的體量，信息量卻要比兩本書多得多，有人留言看了我的節目去查了4個小時的史料。”
他跟朋友和制作團隊總提一句話，希望《曉說》可以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有一些音樂在每一代人都沒有形成大流行，但是每一代都有喜歡它的人，這也是《曉說》的目標。”
先做一個守法的公民，然后是有責任感的藝術工作者。
事實上，以前的高曉松年少輕狂，并不太喜歡接受批評，真正的成長，也許要從42歲那年酒駕入獄開始。
2011年5月9日，高曉松因為酒駕發生交通事故而被判入獄。他的律師原本可以幫他做無罪辯護，但卻被他拒絕了。庭審現場做自我辯護時，他坦然認罪，“我沒什么辯護的，有的只是懺悔。平時我覺得喝酒可以帶來自由，現在卻因為喝酒而失去自由。之所以有今天，是自己多年來浮躁、自負的結果。我要先做一個守法的公民，然后是有責任感的藝術工作者。”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經歷，但是認領了責任，也就意味著擔當。那句話，成為當年的最硬氣發言。
在看守所的生活，讓他成長了很多，“主要是情商方面，我一直覺得我是個智商高，情商不足的人。”馮唐曾經這么評價高曉松：分寸感、進退感很差。在看守所里，身邊有文盲，有殺人犯，高曉松每天就和他們吃住在一起，這讓他有種生活回歸到粗糙原始狀態的感覺，于是很多原先的想法、理念也開始土崩瓦解。“比如我原來不喜歡或者看不慣很多人很多事，但是在看守所里突然覺得原來不喜歡的那些，其實都還不錯，原來覺得不可接受的那些跟那段日子比起來又算得了什么呢?”
曾經覺得永遠不可結交的人，后來也成為感情至深的兄弟。“我還在等在獄中結交的一個大哥，2014年秋天他出來，我跟他許諾了，我這輩子跟人家承諾的事兒，很多都沒有做到，但是這件事兒我一定能夠做到，等你出來我帶你去環游世界。”
在這之外，高曉松覺得看守所中6個月，他做得最成功的事，就是發呆，以前他沒時間發呆，腦漿子沒關過火，一直咕嘟著，突然就有了時間關火晾涼，可以去看枯燥的《大英百科》，此外，他還順帶翻譯了一本馬爾克斯的書。“《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我翻成《昔年種柳》。這本書我非常喜歡，是馬爾克斯將近80歲時的作品，一本非常出色的小說，目前國內還沒有出版，我覺得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所以就翻譯了出來。”文字在網上貼出來之后，收到贊許無數，以至于被大家贊嘆這是“高墻下出靈感”。
走出看守所，回首來時路，高曉松覺得生活對他足夠眷顧，“我現在覺得生活對我特別好，是一種恩賜。我太太一家都信佛，我只敬佛，或者說只信不仰。每次去寺廟，我都對我太太說，不要求佛任何東西，我們已經是最受眷顧的了，如果這樣都不滿足，還要如何呢?做人，不能太貪婪。”
該明白的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也不想去明白了。
高曉松在網上還有個稱號——矮大緊。那是他在寫“重金屬風格”小說《殺了她喂豬》時給自己起的名字，剛好是“高曉松”三個字的反義詞。“這個名字也反射出我心里猙獰的一面。年輕時候，我是內心柔軟，外表猙獰;現在的我，內心猙獰，外表柔軟，正好反了過來。”
對于自己的外表，他有十足的幽默感——“你想想人家給你這么多東西，人家總得平衡點吧。你說拿什么平衡呢?比如說讓你爸媽折壽，那不行;說讓你變成1.5米，那也不行，少根手指頭，也不行，沒法彈琴了，生病那更慘，算了，干脆砸我臉上算了。”
生活給了他一張猙獰的臉，卻讓他的心里始終住著一個一塵不染的翩翩少年。所以，80后的徐粲金越過他的外表，被他的才華和內心所打動，最終答應了他的求婚。說起高曉松的求婚，還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歷，那天，兩個人一起去迪斯尼坐過山車，天上正好落雨，噼里啪啦砸在臉上，過山車沖上最高處，高曉松大聲喊了一句，你嫁給我吧。徐粲金說好啊。高曉松心里不踏實，又追問一句，行嗎?徐粲金以更大的聲音回答說，好!好!好!
過山車俯沖而下，他們幸福的聲音還回蕩在云霄。
曾經多少次被人問過，老牛吃嫩草，一個60后和一個80后結婚，橫跨了幾代，會不會有代溝。但是高曉松卻覺得，人和人之間，只要在一起生活，迅速就拉近了距離，只要不在一起生活，同齡人也難交流，因為生活本身是一種最好的黏合劑。
少年成長為大叔，曾經時不時想著踹生活兩腳的高曉松，現在內心早已趨于平。如今的高曉松，在朋友和公眾眼里，幾乎是全能人物——說到靠手吃飯，左手可以寫歌、彈琴，右手可以寫小說寫雜文;《曉說》的網絡熱播，讓他成為中國的“奧普拉”，而且收到不少電視臺的邀約;除此之外，他還有一個身份——導演。在《大武生》拍后的第三年，高曉松再次蠢蠢欲動，籌謀新的電影。在各種身份之間，高曉松自由切換，人到盛年，他現在這么理解他的四十不惑：四十歲，該明白的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也不想去明白了。從此不惑。
《曉說》經典語錄：
我發現人不能多年在同一座城市待著，疑似認識的人太多，聊天的時候會發現周圍熟人千絲萬縷導致不敢放開吹牛的痛苦。
中國人在奧斯卡只配打醬油?總有一天還是能打到醋的。
《虞美人》肯定是特別好聽的一首曲子，那么多人往里填詞，說明它好聽，是一首流行歌。《虞美人》可能填了幾萬首，至今流傳下來的至少有幾千首，可是怎么唱忘了，既然那么好聽，怎么就給忘了呢?
總之，鄭和是玩也玩了，樂也樂了，全世界也見了，錢也花了......他順手干了好多事，把獅子、長頸鹿什么的都給弄回來了。還給中國人民留下一樣偉大的東西，就是麻將。
我有一個朋友開藥房，我說咱倆這么好的關系，你干嘛不給我點消炎藥?他說我告訴你，這個在美國懲罰得特別嚴重。醫生的處方必須在藥店保留十年，十年期間任何處方不能動，每年至少來查兩次，你只要開了處方外的處方藥，那就立即被吊銷執照。
上學時學過一個化學原理，是說一種物質合成現象的，叫做“易合難解，易解難溶”，就好象溴和銀，把這兩種物質合成非常困難，需要幾百度的高溫才生成出“溴化銀”，可是它只要一遇到空氣，很快就會分解。但是硫酸和銅就很容易產生反應，之后生成一種非常美麗的藍色液體“硫酸銅”，它就非常穩定——我覺得婚姻應該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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