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最后一天，38歲的紀錄片導演王久良登上了前往美國的航班。在接下來的半年里，他將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訪問學者，研究一個很宏大的課題：美國塑料垃圾的全球出口與回收。
繼2010年的《垃圾圍城》系列報道之后，一直在國內與垃圾打交道的王久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從世界各地漂洋過海而來的“洋垃圾”。這一次，他帶去了自己的最新作品，歷時三年拍攝的紀錄片《塑料王國》。他說想把片子放給美國人看，讓他們看看自己所產生的垃圾給地球另一端的人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鏡頭下繁榮中國的另一面
拍攝《塑料王國》的想法起源于2011年王久良的一次美國之行。當時，他去參觀加州的一所垃圾回收中心，在那里，他見到了一輛輛滿載著塑料垃圾的集裝箱貨車。工作人員向他隨手一指：“看，那是要運往你們中國的。”這讓王久良心生疑惑：為什么美國人自己不回收利用這些塑料垃圾而是要賣給中國?運到中國之后它們又將被怎樣處理?帶著好奇與不解，王久良走訪了華北、華南、華東十幾個集中回收處理進口廢舊塑料的基地，深入這個產業的每一個環節，記錄下了這些“洋垃圾”在中國的“重生之路”和一個又一個因此被裹挾的命運。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商品制造國，同時也是最大的廢舊塑料進口國。多年來，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市場對塑料的需求一直在同步增加。而作為石油提煉的下游化工產品，塑料原料的價格隨著近年來國際原油的不斷漲價也在持續攀升。在這樣的情況下，因其成本低廉、利潤可觀的特點，進口國外的廢舊塑料進行加工再利用，成了國內原料市場的大趨勢。在加州伯克利市的垃圾回收中心，負責人對王久良說：“中國的市場實在是太好了，中國的買主能出別人兩倍以上的價錢。”
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旺盛的市場需求促使中國廢舊塑料的進口量持續猛增。世界上70%的塑料垃圾都被運到了中國。在市場需求背后，是遍布全國各地的一個個家庭式廢舊塑料加工作坊。分揀、水洗、粉碎、造粒……“洋垃圾”在這些“土作坊”里獲得了重生，人們因此獲利。但原始粗放的加工模式，帶來了不可扭轉的環境污染和嚴重的健康威脅。
在王久良的鏡頭中，幾乎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工人們坐在堆積如山的垃圾堆里，完全依靠手工將不同種類的塑料分揀出來。說是廢舊塑料，其實“垃圾里什么都有”，破衣爛衫、臭魚爛蝦……工廠外，清洗過塑料的水直接被排入了附近的河流，粉紅的、黑黃的或是泛著泡沫的廢水，侵蝕了莊稼，毒死了魚蝦。周邊的居民再不敢喝地下水，盡管已經過得很艱難，每個月他們也要擠出十幾塊錢去買干凈的水喝。
“藝術不藝術一點兒也不重要”
自2008年8月起，在兩年的時間里，王久良探訪了北京周邊460多座垃圾場，行程15000公里，拍攝了四五千張照片和超過60小時的紀錄片素材。現實令所有人震驚：光鮮的首都北京竟被大大小小的垃圾場緊密地環繞著。他拿著膠片對導師鮑昆說：“我突然覺得，藝術不藝術一點兒也不重要了。”
王久良給作品起名為“垃圾圍城”。2009年12月，憑借《垃圾圍城》，王久良在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上獲得“年度杰出藝術家金獎”。新華社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報道，北京市的有關部門也專門約見了王久良。市政府還出臺了文件，宣布直接投資100億元的專項資金，新建、改建40余處垃圾處理設施，徹底治理北京周邊的垃圾場。一些媒體也先后向王久良發出邀請，給他提供攝影記者的職位。這曾經是他向往的職業，但他猶豫再三，一一婉拒了。他擔心因為身份和時間的限制，無法“相對自由地表達”。
拍個片子“跟做賊一樣”
按照計劃，王久良的四人團隊將在一年內完成《塑料王國》全部的拍攝和剪輯。但從前期調研開始，他們就不斷地遭到一些利益相關方的干擾和阻撓。很快，錢花得差不多了，東西卻沒拍到多少。拿到一點兒錢就拍上一陣子，沒錢了就又去找。就這樣拍拍停停，最終用28個月才完成拍攝。
除了資金，他們還面臨著更大的困難——如何對付人。在這個有太多灰色地帶的隱秘行當里，這樣的拍攝就是“揭黑”“曝光”。有一次，他們剛在當地租了房子，房東就被人威脅，不得不把他們趕走，房東直接把鋪蓋行李都扔出了門外。還有一次，他們到河北的一處塑料回收基地做調研，下車才半個小時，當地政府的車就直接開到了他們面前……為了防止人多目標大，拍攝團隊從剛開始的四個人減成兩個，最后只剩下了王久良一人。
在那些日子里，王久良被地痞流氓圍堵過，也被人打過，很多時候，他都要一邊拍攝一邊四處張望，“差不多跟做賊一樣”。為了阻止他的工作，某地方政府甚至派人去了他的老家，又到北京找了他的親友，軟硬兼施，希望他能離開當地，他表面上答應了，但沒過多久就又轉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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