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是中國人闔家團圓的大日子，是喜慶而歡欣的;但與此同時，春節意味著春運，而春運對許許多多的普通中國人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卻是一年中最令人屈辱而沮喪的前奏，因為再沒有另一個時刻，能讓那么多的中國人同時那么深切地認識到，我們無法找到自我在這個國家的位置。
范立欣的紀錄片《歸途列車》選取了春節與春運的宏大主題，但視角卻圍繞著四川農民張昌華和陳素琴夫婦一家展開。張昌華與陳素琴十六年前赴廣州打工，在制衣廠工作，下班后兩人蝸居在破舊陰暗而狹窄的臨時居所內，唯一的期望便是每年春節的闔家團聚，期望女兒張琴和兒子張陽好好讀書，改變農民的卑微命運。但十五歲的少女張琴卻有與父母截然不一樣的想法，她不喜歡學校，也不喜歡寂寞的村莊，她聽不進爸媽單調而生硬的勸解，一個人坐火車離開家鄉來到廣東東莞，也成了一家制衣廠年輕女工中的一員。
兩代人的矛盾是尖銳的，但各自的出發點卻又驚人的相似——改變。張昌華與陳素琴背井離鄉外出打工為的是改變下一代的命運，不再為窮困所擾，不再以“農民”的身份承受自上至下的社會歧視;年輕的張琴只身離家也要改變父輩強加在自身的出人頭地的命運，她想要自由，想要和城里光鮮亮麗的女孩子一樣擁有有支配青春的權力，擁有時髦的卷發和浪漫的夢想。讓這一家三口最后達成妥協的是2008年的春節。張昌華說“如果一家人連春節都不能團圓，那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就這樣，鏡頭從一家人身上移到了2008年春運期間因雪災而陷于癱瘓的廣州火車站，六十萬人被迫滯留，幾日幾夜仍看不到回家的期望。那是怎樣洶涌的人潮啊，從空中俯視真可謂壯觀，黑壓壓密集涌動的小點，間或雨雪中紅藍綠的傘蓋，蟻群一樣沒有邊際地向視線外伸展、蠕動，伴隨著巨大的不可分辨的嘈雜聲凝聚不散。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農民工，都是像張昌華陳素琴這樣毫無選取的打工者，他們買不起機票，火車是唯一可依靠的交通工具。他們擠、推、急，他們氣得罵人，他們委屈地掉淚。
與父母剛到火車站時，面對洶涌人潮，張琴并不明白坐上一趟回家的列車意味著一種什么樣的奮戰，她甚至笑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得不真實，那些人一個個氣急敗壞的樣貌實在好笑，母親陳素琴的喋喋不休更是小題大做。是呀，對于一個并不想回家且初次經歷春運的十五歲少女來說，眼前的一切難道不是一幕最荒謬的人間喜劇嗎?廣場上人聲鼎沸、群情激憤，每張臉都跟小丑一樣夸張生動，沒有矜持，不顧形象，個個都仿佛在跟什么看不見的東西殊死搏斗，卻毫無意外撲了個空，大拳打進棉花堆，捶胸頓足干著急，沒頭蒼蠅一樣被支來支去團團亂轉。這景象怎樣不比電視劇還要搞笑!
直到笑變成哭，哭變作漠然。
我不明白導演范立欣置身人潮拍攝這些鏡頭的時候心中涌動的是什么樣的情緒，但我想無論如何，僅僅用“難過”之類的詞匯來形容這樣的畫面是不準確的，那里面還有更多更復雜的滋味，比如困惑、無奈，比如恥辱、憤怒。
但他們不說，他們說不出來。從張昌華緊皺的眉頭和陳素琴疲憊的眼神中，我只看到活著，活著比什么都重要，這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唯一的處世哲學。沒讀過幾年書的張昌華木訥少言，他想告訴女兒張琴只有上學這一條路能讓她脫離土地，活得敞亮，活得不象自我那么低微。但張琴還不懂，她以為只要到了城里人生就能綻放;而張昌華跟張琴都不明白，城里人鄉下人讀書人種地人，大家都坐著同一輛瘋駛的列車，不知何時就將脫軌。
我從不懷疑這個國家的偉大，但我想明白在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已居界第二位的強大國度，為什么那些占絕大多數的普通人總要一次次遭受這樣的羞辱、痛苦和不堪?為什么出身農民便要烙上低人一等的印記，為了生計被迫離開土地，在擁擠的廠房中揮汗如雨?為什么他們的下一代不是躺在廢料堆中嗷嗷待哺，便在千里之外一年也無法骨肉相見?是誰讓一個農民的孩子漠視土地，迫切投入陌生的城市將自我的靈魂交于野獸般的夜色?而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究竟又做錯了什么，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在生活的夾縫中憋屈、氣短?是什么讓我們不惜欺騙、打壓、相互推搡，是什么讓我們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基本尊嚴?
我能夠發問，但不能回答。作為一名中國人，我沒有在故鄉的土地上講出真相的權利，就算講了，也會瞬間被淹沒進和諧的洪流中，淹沒在空洞的贊歌與嚴厲的管制中。
現實的鐵幕前，命運的夾縫里，只有一些虛弱的影像與文字，為這個國家的愛與傷留下恥辱的印記。
但我相信，這不是最后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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