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一生都在難以實現的格調與人品的一致中掙扎，而他們因為同樣高尚的追求覓得一致的歸途。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殊途同歸滿分作文，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作文真題】
閱讀下面的文字，根據要求作文。(60分)
古人說“言為心聲”、“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則為文局促，品性澄淡則下筆悠遠。這意味著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的人品應該是一致的。
金代元好問《論詩絕句》卻認為“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藝術家筆下的高雅不能證明其為人的脫俗。這意味著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離的。
對此你有什么看法?寫一篇文章闡明你的觀點。
【注意】①題目自擬，觀點自定。②明確文體，不得寫成詩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襲、套作。
寫作提示
中國傳統強調“顏文合一”，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章是修身養性的手段;外國則認為寫作僅是一種技藝，與人品無關。如果從這方面切入，會寫出不一樣的文章。
除此，如果聯系現實，“顏文不一”的例子，時常可見。新聞上經�？吹�“語言腐敗”的例子，官員在位置上，對反腐敗等問題夸夸其談，然而實際上自己就是一個腐敗的人。
學生也可以聯系自己，平日里的命題作文，有多少是假話，空話，套話。這也都是語言的腐敗。當然，你也可以想想歌德，想想莎士比亞，文章是這么的棒，人是這么的小氣;也可以想想創出瘦金體的宋徽宗趙佶。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優秀作文】
殊途同歸
青瓷缸中戎戎水影，養的是水仙清麗;污泥塘里深深沼洼，養的是白蓮潔凈。倘若人品是哺育藝術的土壤，為何白蓮見不到泥土色，聞不見土壤氣?性情急徐固然可從字里行間略窺幾許，而人品一說，實難揣測。然而我們欣賞藝術，并非一定要讀作者生年，只要骨子里渴望開出一朵好花。
“詩歌只與詩人有關的想法是反詩歌的。”馬爾克斯如是說。尤其到了革命時，藝術的種子似乎滿戰場撒播。猶記得鏗鏘的《馬賽曲》響徹巴黎，《自由引導人民》的畫作擎起戰旗，然而法國國歌作曲詞者魯熱，不過是個上尉，甚至在戰爭的后程抵觸革命，像個懦夫一樣度完余生;畫家德拉克洛瓦倒是“法國革命的種子”，自信勇敢，連素描的筆觸都不愿收斂，作品的格調趣味驚人地一致，可性情人品確是云泥之別，可見藝術，從不是人品忠實的鏡子。然而我想，作品之所以得以流傳，必有其唯一的批判標準。肥沃的黑土，美麗的紅壤乃至貧瘠的黃泥，因為一致的追求，都能生長出哺育人性的大麥、稻谷與青稞。
作品的格調趣味未必與人品一致，卻一定與內心的追求吻合，國家危亡之時，懦夫魯熱的筆下也流淌出了“向前，向前，祖國的兒子!”這般的字眼，而在浩瀚的宇宙真理面前，好與人計較、抬杠的牛頓才俯首為真理海邊拾貝的孩子;法律的殿堂前，口吃敏感的毛姆滔滔不絕，語帶機鋒;書法的恣意中，好順手偷人字畫的米芾瀟灑揮毫，盡是大家之風。
因為追求了共同的自由、真理與美，作品才被稱為藝術，而追求，從來不由人品決定，忠實于內心的藝術家當然可以字如其人，言為心聲，而被生活的茍且壓彎了腰，被人性的陰暗絆住了腳，依然追求著正直與光明，不正是藝術最強烈痛苦的詩意嗎?
北大教授孔慶東近日發微博稱莫言常說的家境沒落、常日饑寒全是謊言，還附圖一張，上頭的小莫言穿著棉襖，虎頭虎腦，很是可愛。所以我們該要求藝術家什么呢?村上春樹說：“我們是一群日復一日真誠地制造虛構的人。”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人品很難達到一致，但我們可以在虛構中要求真誠，那是一顆熱忱地為人類共同的光明掙扎的心。莫言的村莊充滿了人性的殘酷與溫暖，既然有所收獲，便不必苛責作者的童年是否充滿謊言。誠如不必勸凡·高戒酒，讓魯迅戒煙，要知道他們都是腳踩在污泥之中，而把手伸向滿天星辰的人啊!我們自己都是這般口是心非，便只顧欣賞藝術，何苦糾纏于多變的人品。
藝術家一生都在難以實現的格調與人品的一致中掙扎，而他們因為同樣高尚的追求覓得一致的歸途。
我雖然知道這條路難找也難走，但也愿南轅北轍。我希望有追求引路，讓我的文字、我的人品攜手并肩，一同前行。
那是不同人品，一致而永恒的歸途。
且以作品論英雄
自孔孟以來，我們的閱讀方式、欣賞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論世”。我們大多認定“文如其人”，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論人品，且以作品論英雄。
我們很容易理解“言為心聲”，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謂“郁結乎心而發乎聲”，作品本身定然有著作者個人人品的滲透。引美學家蔣勛之言：“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所以成為千古絕句，我認為不是詩歌上的技巧，而是詩人心靈上動人的東西。同樣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過去了，卻沒有看見”。試想，若是杜甫沒有憂國憂民之心，又何來發自肺腑之言?偉大的心靈，投影在文學上，依然是偉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這并不是說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脫俗之人。我們從小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讀猶太人斤斤計較、視財如命的險惡心腸，末了明白人不能為金錢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與良善——但事實上呢?莎士比亞成名后的歲月一直為錢財奔波。他斂錢如命，甚至發放高利貸斂資，更因一家人無法如期還清財物而氣急敗壞、對簿公堂。這時候我們再看元好問的“文章寧復見為人”，便顯得格外諷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寫就它的筆桿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樣操琴無數、推演其人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樣“知其人、論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調趣味與作者人品未必掛鉤，那又何必糾結其人品如何?人類的文明本身就是寬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謂“文以載道”，作品之“道”，為其根本。我們不妨說，如果一部作品傳遞了人品的真、善、美，讀之令人動容、發人深省，那它就已經達到了“作品”所應達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無法從作品中推知的情況是可能發生的——并不在對作品的考慮范圍之內。作者或許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學史最終告訴我們，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認為，面對作品時，要且以作品論英雄。我們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懷并愿意將其內化為修養，但我們也能從《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義忠誠的不竭力量。作者終將逝去，其人品也會銷蝕不見;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澤古今。作為重，道為重，人品須臾如蒼狗，應以作品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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