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時期，朱東潤老先生作為復旦中文系主任，自然被推上講臺作“多快好省”宣言。可是老先生卻牙根緊咬，面色難看。簡直要上刑場似的，支吾了半天才說出話來：“我原計劃五年完成的三本書，現計劃三年完成!”話音剛落，臺下便是一片哄笑之聲。“太慢了!”可是老先生的倔勁卻上來了，說什么都不肯再讓步：“不行!不能再少了!最少三年!”
這若是被日碼萬字的當代作家看見了，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何必這么“倔”?何必跟“效率”較勁?簡直是一根筋!
的確，對于講求效率的智慧的當代人來說，這樣的做法，實在是不知變通，乃至于冥頑不靈了。三年，豈止是三本，著作等身怕也不是問題。只要愿意“坐家”，輕敲鍵盤，日碼萬字也能輕松搞定。只是，如此隨緣、如此寫作，其成果怕也如稀釋過的咖啡，醇香不再，喝起來恰如變了質的白開水。
同樣“冥頑不靈”的，還有歷史學家江衍振老先生。他曾一度名聲鵲起，然而他的出名，卻不是因為有多少的“智慧”，而是因為“笨”。十多年的時間，老先生統共寫了三本書，加起來不過七十余萬字，平均到每天不過百余字。然而，為了搜集史料，老先生訪遍了各地圖書館、書庫，翻閱了兩千多萬字的史料，直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如此辛苦如此笨，甚至弄得幾天幾夜不眠不休，最終才有了那么一點老笨結晶。然而，這樣的著作，定心讀來，方知是“字字含血”啊!
二老的作為，認認真真地昭示：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倔”、成于“笨”，在于甘坐冷板凳，倔傲地向浮躁叫板，堅定地從“笨”處著手。古人吟詩“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方才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震撼。然而，這種精神離今天的我們實在太遠了。在速度與效率所帶來的緊張與刺激中，精品之作也離我們越來越遠。我不敢說今天市場上的作品全部流于平庸，但在市場利潤的引誘下，可以肯定的是，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作品，早已隨浮華而去!“流水落花春去也”，這流失了的春華，恰恰是我們最可珍惜的“智慧”。
什么時候，我們的作家能夠再一次手拍胸膛，咬牙切齒：“不行，最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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