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云：“易有三訓，一訓簡易，二訓變易，三訓不易”，“易與天地準”，之于常識，不也是如此嗎?我們生活在常識中，“春暖花開”、“秋高氣爽”，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是為簡易;同一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變化無窮，是為變易;常識由生活而來，經久適用，是為不易。故莊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識，于生活，我們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識之于我們太過習慣了，時常，我們會無所察覺，如同時空之于我們過于靜止與絕對，在愛氏之前，我們被蒙騙了千萬年。于是我們在恍然后明白，常識雖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并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沒有這用心，何來常識?沒有常識，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禍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于約會便不會誤時;又譬如拿破侖不知俄國之地廣與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國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
所以對于常識，要知之。
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不僅是于知之之后的體證，還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為知易而行難。行難，故特以行之。常識的知之，是困則眠、疲則休息，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對常識的行之，是順應自然、順時而動，故可避害趨利，所以才有一覺醒來的精神，才有漢朝天下。
所以對于常識，要行之。
至于對于常識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為常識之常，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習慣，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若死守既得，便永無進步可言。故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詔》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為對常識的思之，愛氏提出了相對論，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之于歷史的，不正是由于對意識形態的思之與變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于今日之中華崛起?
“易與天地準”，也正是憑借常識，憑借與常識同行，我們維系了一個曠古的文明，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展，不知常識無語進步，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說，對于常識，我們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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