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看完一本著作后，大家一定都收獲不少，何不寫一篇讀書筆記記錄下呢？為了讓您不再為寫讀書筆記頭疼，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地下室手記》讀書筆記700字，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但我當時還不知道，即便十五年后，我所想起的麗莎，依舊恰恰帶著那一刻出現在臉上的那種可憐的、扭曲的、不必要的微笑。”
奇怪的是當我在讀完后回顧整篇《地下室手記》，最為清晰的不是一張理應被想象得苦大仇深的地下室面孔，卻是主人公在黑暗中點亮火柴，照見麗莎“受苦受難的目光”，仿佛那“不必要的微笑”確曾浮現在鏡中我自己的臉上。這“不必要”精確得如此經絡分明，帶著同情、討好的變味笑容被拒絕，是地位上的不必要，也是需求上的不必要：屬于地下室的人并不真的需要一個微笑。或者不如說，他從來都不需要一個微笑，畢竟，“須知我寫的是極其丑惡的真實。”
《地下室手記》的主人公毫不避諱手記所展現出的人性丑陋，正如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寫道：“您認為我是解放心靈、拯救靈魂、驅趕痛苦的人嗎？許多人給我寫信，但是我相信，我恐怕只能引起他們的失望和厭惡。”寫作者深知訴諸筆端的這些信念指引的不是一條通往天堂之路，事實上，地下室人的丑陋如此真切，如此暴烈，以至于他那拒絕一切摧毀一切的沖動裹挾著讀者去相信唯一真實的不是生活，不是幸福，而是苦難。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永恒的追問：
“哪一個更好些——是廉價的幸福，還是崇高的苦難？”
《卡拉馬佐夫兄弟》里，伊萬被心底罪惡的告白逼得發瘋，從他身體中分裂出的魔鬼嘲諷道：“因為苦難就是生活。沒有苦難，生活還有什么樂趣？”而伊萬無助地坦白，“我也在受苦遭罪，可我仍然不算活著。”伊萬聰明精干的外在幾乎正是地下室人的一個理想形象，擁有可見的“高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本質上，他們無從和解的自我卻深信自己無力抵抗，只能屈從于內心的惡。
地下室人的形象是一個永遠不會過時的形象，因為人只要存在，便永遠為那存在之所在而焦慮。這種焦慮促使人的意識發出吶喊，促使個性反對理性，促使沖動抹除判斷，對于那仿佛已經確信無疑的屬于鐘表里的一枚齒輪、管風琴上的一枚銷釘的位置，對于那無法推翻的“二二得四”，以超越理智的渴望吶喊——“我是人”。地下室人過于清醒地認識到，“我尊重自己，是因為我自己身上至少還能夠擁有懶惰”，這尊重是可悲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已再難找到身為獨立個體更為積極的確證，但我們卻無法否定這一尊重，因著這懶惰、這自主的墮落，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他在為自己爭取一種哪怕是無益的渴望的權利，以此證明自己的生活是誰占據著統治地位。
“須知我在這里并非崇尚苦難，也并非崇尚幸福。我主張……捍衛自己的任性，并且捍衛那在我需要時能為我的任性提供的保障。”
地下室人并不成熟。1864年，陷入債務糾紛、面對妻子和兄長相繼去世的多重打擊，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出了《地下室手記》。與《死屋手記》不同，《地下室手記》更純粹，但卻更陰暗，仿佛是對從流放苦役中解脫后曾寫下“至少，我已經生活過了；我痛苦，但我畢竟生活過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一番否定：
“我們甚至都不知道，那活生生的生活現在究竟在哪里，它是什么樣子，叫什么名字？”
但紀德卻認為，《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生涯的頂峰，“不行動的思想者”在地下室人身上尋找到他們逃不出的宿命。正如《地下室手記》全篇咬文嚼字的.獨白所彰顯的，主人公只是傾訴，只是倒毒水——與言語相比，他的行動近乎愚蠢。他懷著異乎尋常的仇恨周密策劃了對陌生軍人的報復，而一切的結果只是兩個人在大街上“扎扎實實地撞了一下”，于是主人公回到家里，“深感大仇已報”；他強行要求參加一場未被邀請的宴會，試圖向一群過去的同學證明自己并不比他們卑微，卻備受侮辱，以至于他堅信“我們將在黎明時決斗”，直到鬧劇隨著夜晚來臨不了了之。
一切都是攻防，都是權力的`游戲。在地下室人眼里，似乎沒有他人，只有敵人。他在暗室中與麗莎的初遇就像是一場劍拔弩張的戰爭，從“怒形于色”，到“勃然大怒”再到“自衛”，到“粗魯”，到“某種權威的口氣”，到最后“你就等著吧”，仿佛人際交往只是你來我往的耍花招，只談技巧，毫無真實。而在這種虛假、造作的交流中，他竟然還妄想著愛與被愛，妄想著情節發展將如某首備受他嘲諷的流行詩，奔向純潔的愛帶來的互相拯救。
“您有點……像是從書上搬來的。”
這幾乎令人啞然失笑，麗莎不經意間說出了真相，地下室人的面具被戳破，露出他脫離真實生活、沉醉于精神世界的可悲嘴臉。不是不允許做夢，可憐的是連做個夢都如此傲慢的做夢之人。無怪乎到了最后仍然是必敗的戰爭，那張躺在桌上被揉皺了的藍色五盧布鈔票，成為“卑劣的感傷靈魂”拒絕被侮辱、因而獲得不比他卑下的尊嚴之證物。他已經無法再從旁人身上，找尋到自身生命的確證。
“愛就意味著虐待和精神上主宰一切。”
我們看到，地下室人對愛的定義已經只剩權力，只剩游戲。而這并不僅僅是他這一類人的危機。這已成為現代人的危機。伊格爾頓從《簡·愛》中找到SM的身份替換，從《呼嘯山莊》中挖掘自然與教化的權力斗爭，感情淪為實用主義的道具，我不打算反駁他的理論工具，只是愛若僅是如此而已的事物，人的追求或者奮斗在價值體系之外便終究只能成為一場空夢。
而地下室人甚至否定價值。否定價值，否定人際關系，否定愛與同情，否定幸福與苦難，那到頭來，“活生生的生活”究竟是什么？
“最主要和最珍貴的東西，也就是我們的人格和我們的個性。”
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他筆下另一個從未停止的追問，提供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我在這樣的時刻已開始意識到，我永遠不能開始過真正的生活，因為我已經意識到，我完全失去了應有的分寸，失去了對真正實在的事情的感覺。”
在早期的中篇小說《白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了這樣一個“幻想家”的形象，浪漫，明媚，但卻早已隱隱有了“不行動的思想者”的雛形。他們是“在現實生活中擁有的太少”的那一類年輕人，“空虛而憂郁”，也正因為年輕，所以他的幻想還不會遭遇嘲諷，他甚至是迷人的，走在大街上，看見房屋、看見風景也是可愛的。他還沒有遭遇到困擾地下室人終生的自我認同危機，也仍然相信著人際關系的可能性，相信即便注定只是一場幻象感情也有著存在和被表達的必要，于是他行動，雖然失敗，但依然天真可愛。幻想家與地下室人最大的區別也正在于此，在于并未也不會對人際關系感到絕望，因為在幻想家的生命中，已經確確實實地有過那樣一刻，那“夠一個人受用整整一輩子”的“足足一分鐘的欣悅”，那與所愛之人心意相通的時刻。在那一分鐘的欣悅中，幻想家完成了與自我的和解。
這一瞬間是可以拯救世界的。《地下室手記》的最后，主人公追出門去，麗莎卻早已消失在雪中。彼時，“萬籟俱寂，大雪漫天，朵朵雪花幾乎垂直地墜落地面”，卻令人想起喬伊斯《死者》那無聲的結尾，“雪花穿過宇宙輕輕地落下……落到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肩負著生命中、生活中“不堪承受之重”，所有人奔向那唯一且共同的歸宿。隨身攜帶著對那可能存在或已經存在的一瞬的懷念，我們奔向永恒。
“我永遠、永遠也不會麻木不仁地回憶起這一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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