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程賢章的長篇小說新作《仙人洞》，這部以土地改革為背景的小說生動地再現了半個世紀前新中國誕生之初開展的這場急風暴雨式的規模宏大、意義深遠的社會大變革。有人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已有兩部獲斯大林文學獎的正面反映土地改革的“紅色經典”《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問世，再去寫土改，那是勞而無功。對此，筆者有不同的看法。 丁玲和周立波于1948年出版的上述兩部小，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奠基之作，筆者早已認真拜讀過，其共同特點是：兩位作家都懷著一腔熱忱投身于那場運動，搞運動和寫小說是同步進行，運動尚未結束，小說已出版。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兩部作品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古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于土改這樣一場異常復雜而激烈的群眾運動，不經過歷史和思想的沉淀，怎能準確地把握住其本質。即便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也不可能對當時各種錯綜復雜的現象和矛盾作出清醒的分析、解剖，難免為一些“假象”所蒙蔽，也很難完全跳出當時宣傳口徑圖解這場運動的框套。今天的讀者，不難從當年丁玲、周立波的小說中看出人物概念化、“主題先行”之類的印跡。
程賢章的《仙人洞》則不然。如今年逾古稀的程賢章當年是位風華正茂的年輕土改工作隊員，而他的這部小說是在對土改進行了半個世紀的沉淀、反思基礎之上的創作，是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以今天的眼光對過去的回顧。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摒棄那些“急就章”作家頭腦中的'主觀臆想，能透過當時各種現象（包括一些不具備普遍意義的個別“假象”）去把握其中所含的本質。所以，筆者認為，丁玲、周立波的同類題材的小說，與程賢章的《仙人洞》是不能作簡單類比的，因前者與后者之間相隔了50多年，已沒有可比性。就像前蘇聯的一些優秀作家以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創作過一些“經典”作品，而后來的一些年輕作家不斷地以新的時代角度、新的對戰爭與和平的理解，寫出同類題材的力作。戰爭早已結束，而人們對那場慘烈的世界大戰的思考卻沒有結束，你能說這些出自一代又一代年輕作家之手的戰爭題材小說水平無法跨越過去那些所謂的“經典”嗎？程賢章的部《仙人洞》的確值得一讀。
作者在小說的后記中說：他不希望讀者把這部小說當作“土改題材”的小說來讀，他之所以寫這部作品，“只是為當時生活在最底層的另類人作點無力的呻吟。”這部小說之所以能打動人心，就在于它真正地表現了生活在農村的眾多小人物可憐而又可悲的命運，展示了他們令人同情、感傷的心靈和肉體的創傷，每每使讀者油然而生“哀其不幸，恨其不爭”的慨嘆。50多年過去了，而一個個具體、生動、可感的形象：宋火、小林、阿輝、張十三、韋寡婦、阿敬……在作者腦海中揮之不去，歷久彌新。他們在作者頭腦里貯存了50多年，如今跳到紙上，一個個是那般鮮活，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獨特身份、背景、思想、性格。陳冬、張遠香、張十三、張遠沖、張遠鋒、韋寡婦等個性、身份迥異的人，他們的命運似乎有一條看不見的因果鏈環環相扣。小說中的許多大大小小的事件，如斗張十三，火線整風，韋寡婦投井，春芳剃頭店里的波瀾，都有某種前因后果的關聯，整部小說的起承轉合，都由一條清晰的因果鏈貫穿著。鮮明的人物個性，錯綜復雜的人物關系，使程賢章的這部小說體現了文學作品的基本特點，即用形象來反映生活。
盡管作者主觀上不想把這部作品寫成“土改題材”，但畢竟融入了作者對50多年前的那樣驚心動魄的群眾運動的認識、理解、分析和對其本質的思考。仙人洞的土改在當年波瀾壯闊的土改大潮中是有典型意義的，它在取得勝利的同時，又帶著許多遺留問題，帶著不少遺憾和無奈。顯然，這些問題、遺憾也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讀程賢章的《仙人洞》，筆者想起恩格斯說過的一番話“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式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這三者的完美的融合”。對于一個嚴肅的作家而言，藝術上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想要了解土地改革的讀者，光看《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是不夠的，也有必要讀一讀程賢章的《仙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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