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死刑的存廢之爭至今仍是學界和老百姓熱議的話題，越過臺灣島近年來風起云涌的廢死之爭,拋開意識形態的濁亂與紛擾,滿懷著對生命的悲憫與敬畏,將目光投射于人性的微暗之所。通過對"哪一種殺人方式是人道的?"的追問，小編帶你進入書中的世界。
讀殺戮的艱難有感(一)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隱藏在人性中的孤獨與自省、焦灼與希望，也許正是張娟芬在《殺戮的艱難》一書中，所要告訴給我們的答案。
“任何人的死亡，對我都是一個損失。因為我與所有人都休戚與共。所以千萬不要去探聽喪鐘為誰而敲。每一聲喪鐘都是為你而鳴。”
最初在海明威的《戰地鐘聲》里讀到這段話，曾帶給我相當的震撼。后來才知道它另有出處，是海明威從美國神父約翰·鄧恩著名的布道辭中引用的。布道辭中還有一句話小說中沒有，那就是“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
之所以將約翰·鄧恩的布道辭與臺灣作家張娟芬的新作《殺戮的艱難》聯系起來，是因為這本書給予了我同樣的震撼。善與惡，賞與罰，是與非，生與死……這些從來都涇渭分明、毋庸置疑的觀念，在張娟芬細若游絲的剖析下，變得不再那么確定。
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抱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殺人償命不應該嗎?報應不爽有問題嗎?在中國幾千年相襲不替的義理倫常中，懲惡揚善、伸張正義難道不是高尚的俠義之舉?否則《伍子胥列傳》、《刺客列傳》、《趙氏孤兒》、《雙赴夢》這等快意恩仇如何能夠傳頌千古?宋代理學家胡寅說：“復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仇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仇不與戴天，君之仇視父。”強調人性本惡的韓非子，則從法律的高度更尖銳地闡述了懲惡揚善的重要性，“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則治道具矣。”他更是直斥“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但是，張娟芬在《殺戮的艱難》中卻從另外一個更精微的角度，提出了觸及靈魂的拷問，讓我們突然間陷入一種人性的兩難境地：“壞人殺了一個人，結果誘使我們也不把壞人當成人，也殺了他。一樁殺戮繁殖出另一樁殺戮。為了殺一個罪犯，我們借用了罪犯的心態，使自己成為罪犯。這不只是正義的流產;這簡直是，一尸兩命啊。”
對于死刑的廢與存，長期深度關注死刑議題的作者，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張娟芬似乎無意陷入這種“非黑即白”的爭論當中，她只想滿懷誠意的從一個個死刑犯灰暗的背影中，探尋“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她總是心有不甘的打碎自己的固有心念，又不斷升華與復原。她非常肯定自己在書中想要表達的意旨：“我的觀點不是生命的可貴，我的觀點是殺戮的艱難。”
張娟芬在這部著作中講述的與其是“生死存廢”的寬恕之道，不如說是在層層剝開隱藏在人性中的兩難命題。它不像是一本關于“廢死觀點”的交鋒之作，它更像是一本關于“人性隱揚”的哲學禪語。因為她在書中反復提到，“倘若我們集體決定放棄了死刑，我將說那是一個痛苦的決定，尤其是當我又想起古怪照片簿里大卸八塊的女子，肚破腸流的女子，頭被打扁的亞裔女子。但是，那也是一個高尚的決定。”
“死刑存廢”之爭由來已久，目前約有70%的國家廢除了死刑，其中西方國家占了絕大多數。對于這個問題，有人比較了東西方觀念的差異認為，西方對待生命的態度主要表現為對個體價值的尊重，而東方則以整體價值作為考量，在整體利益面前，個體的生死榮辱常可忽略不計。實際上這種比較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不管存在于何種文化觀念中，生命對于人來說都只有一次。老子曾感嘆生命易逝的險惡：“出生入死，生之途十有三，死之途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它的寶貴與脆弱、瑰麗與無常，怎不讓我們對它褒有一顆崇高的敬畏之心?
《殺戮的艱難》越過臺灣島近年來風起云涌的廢死之爭，拋開意識形態的濁亂與紛繞，滿懷著對生命的悲憫與敬畏，將目光的投射于人性的微暗之所。通過張芬娟對“哪一種殺人方式是人道的?”追問，我們進入到湯英伸、王文孝、陳金火、鄧武功、吳志光等諸多死刑犯的靈魂深處，感受著他們生命最后一刻或痛悔或冥頑的灰暗身影，真實感嘆“沒有一種殺戮是容易的”。在書的結尾，張娟芬還提到了轟動一時的藥家鑫案，又是出人意料的全新答案。
“沒有人是自成一體、與世隔絕的孤島。”隱藏在人性中的孤獨與自省、焦灼與希望，也許正是張娟芬在《殺戮的艱難》一書中，所要告訴給我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