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讀后感800字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論語·衛靈公》
這段經文出自《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意思是孔子說：“一個君子，要以天道天理作為自己的立身之本，言行要符合禮制規范;他的君子人格和士大夫風范會從謙遜中體現出來，為人誠信會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這才是真正的君子啊!”
義，是天理天道，是永恒不變的價值。世間萬物生長，日月四時輪換，所有一切都有義在其中，都要符合于義。質，是本質，是形而上的根本的價值源頭。而“文”則是外在的形式，是“質”落實在人間的載體。萬物皆有質文。往小的說，比如時間，它的質就是四時運轉，也就是天道循環運作;而它的文，便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以及鐘表等承載四時的外在形式。而往大的說，中華文明的“質”，便是天道天理，是先王之道，是道德人倫;而經典文獻、神靈系統、禮樂制度、法律條款、衣冕服飾和文字、建筑等所有的一切，都是華夏文明的“文”。有什么樣的質，便會造就什么的文。
孔子曰：“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故一個君子，以義為質的話，那他的言行舉止，都會合于道，合于義。無論從政經商，還是為君為庶，都不失于義。哪怕淪為賊寇，亦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的俠義之士。
禮，就是禮樂，是社會秩序形成的根本。“禮以行之”就是說，一個士君子，在社會中實踐磨練，行事處事一定要符合禮制規范。因為禮制是社會和諧有序的根本。只有人人都遵守，才能發揮它的社會功效。禮樂是一個國家昌盛發達的象征，禮樂昌盛，則長治久安;禮崩樂壞，則暴動躁亂。《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由此可見，禮樂對于一個國家，尤其是華夏民族的重要性。所以，君子作為社會的精英人才，更該在百姓面前作表率。
孫，就是遜，意思是謙遜，遜讓。“遜以出之”就是說，一個人，他以義為質的君子圣賢人格，會在他的謙遜，遜讓中體現出來。遜，也是處事的一種大智慧，如果一個人驕傲狂妄的話，必會成為別人的眼中釘，鋒芒畢露，這樣便很容易招來殺生之禍。
孔子云：“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所以一個君子，要學會遜，妥協，退讓。這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大智慧，大胸懷。比如三國的劉備，他是一個很有志向和抱負的人，在與曹操煮酒論英雄時，自知勢單力薄，不能抗衡于曹，便假雷聲以掩其志，示其弱。曹操便小看了他，對其放松警惕。如果劉備當時驕傲自大，便會讓曹操覺得此人野心甚大，必當早日解決以除后患。
“信以成之”就是說，誠信是一個君子之所以成就自己的根本。信譽是一個人很重要的東西，信譽好，別人才愿意和你交友談心;做生意，別人才愿意和你合作;為官，則百姓服于你;上級才會信任你，你才能在更多的平臺和施展空間。這樣，方能成就自己的抱負。故孔子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又說“民無信不立”。
由此觀之，這三條乃君子之本。只有做到以義為質，言行及義;禮以行之，克守禮制;信以為本。這樣才是君子的境界與人格。
論語讀后感600字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論語·憲問》
這段經文出自于《論語·憲問第十四》，意思是孔子說：“如果君上喜好禮的話，那百姓就會容易驅使和管理。”
這段話講了關于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中的禮，禮是儒家重要的道德條目。禮，分為幾個方面含義：
第一，禮是形而上的一種價值，也就是天理、天道。橫渠先生曰：“禮者，理也”，禮是一種永恒不變的道。因為形而上的東西都是極為高深的，一般人都不能明白。《論語》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所以每一種形而上的價值都必須有落實在世間的載體。
第二，便是禮在世間的具體落實，那就是禮制規范和禮樂教化，是一套復雜完善的規范和社會制度。通過對百姓的禮樂教化，讓他們有信仰，有敬畏，遵從禮制，固守已位，以明是非，以別貴賤。故荀子曰：“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最后，禮就是平常所用的一些禮節。禮節，是文明的象征，也是一個文明的外在形式，是構成一個有序社會的重要元素，故華夏文明自古以來都稱為禮儀之邦。
禮，是華夏文明的根本，華夏文明便是禮樂文明。禮也是構成良好社會的根本，故《禮記》云：“禮者，天地之序也”。一個國家若想治理得好，便要從禮樂著手。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禮。”
民是國家的根本，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唐太宗云：“君如舟，百姓如水，水可載舟，亦可履舟。”如果一個國家君主推崇禮樂的話，百姓便明理盡性，為人處世都奉行禮制，不會僭越。“素其位而行”，百姓會產生一種自治能力，社會便會上下有序，尊卑有別，貴賤有差，形成良好的秩序。治國只要“恭已正南面而已”。
相反，如果君王不以禮樂治天下，那社會便無序，百姓沒有一個衡量是非辯別貴賤的準則，國家便不能治理好。如：大家熟知的法制社會，它就是通過制定強硬的法律制度，從而強制進行管理，它的精神便是“齊一”。從表面看是公平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實際是極其不公平的。因為法律雖然是平等的，但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有人貴，有人賤;有人智，有人愚。比如一個窮光蛋和富人打官司，窮人沒錢請好的律師，而富人則可以用最好的律師打敗窮人。這就導致了法律被有能力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間。而禮制就不同，它的精神便是別異，從而使社會有條不紊。“民易使”，就是說百姓就會容易驅使和管理。因為百姓能夠明理，有信仰，能夠自治，所以便很好管理。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禮在華夏文明中的重要性。禮是治國的根本，而如今，禮崩樂壞，社會無序。要使華夏文明與儒家文化復興，就須從禮樂著手，制禮作樂，教化百姓。如此，天下便會太平，國家便會有序，社會便大同，百姓便會無訴訟。這就是禮所帶來的社會功效，也是如今復興禮樂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