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清華學堂八年苦讀，鄧叔群于1923年經考試公費留學美國.兩時去的同學大多選擇學習外交、銀行、軍事、法律等專業，只有他不聽別人勸告，為了解救貧困的中國農民，一心入讀康奈爾大學的農林專業。留學期間，目睹同胞受到種族歧視，這激發了他為國爭光的民族自尊心，決心在最短的時間內學到最精湛的科學知識。他不僅主科成績都是A，而且榮獲了全美最高科學榮譽學會頒發的兩枚金鑰趣證幸。正當他博士論文接近完成時，國內嶺南大學急需一位植物病理學教授，導師惠湊推薦了他，但建議他完成論文后再回去。鄧叔群卻認為，學到先進知識報效祖國，正是自己求學的真正目的，于是當即回國。
在回國后的十年中，為搜集我國第一手真菌資料，他手提竹籃，攀山入林，一樣一樣地采集，逐一鑒定，定名分類。他先后研究鑒定的真菌種類達一兩千種，分隸于數個屬，其中首次發現的新屬5個，新種121個，為世界真菌資源寶庫增添了新標本，在世界真菌學史上為我國的真菌科學譜寫了重要的第一章，向世界宣告了中國有自己的真菌科學。在世界著名真菌分類學家考爾夫教授總結的康奈爾大學120年來作出突出貢獻的41位真菌學家中，他是唯一的東方人。
抗戰開始不久，為了使自己的研究與國計民生關系更為直接，鄧叔群轉向了林業研究。他帶領助手深入云南、西康、四川一帶，勘察森林資源狀況。他們冒風雨，頂烈日日，忍饑寒，摸清了該地區森林資源的組成、分布、蓄積量及病蟲害等情況，給制了中國的早期林型圖，并提出了合理經營、開發和管理原始森林的研究報告，為大后方建設提供了必要的參考。其中森林的材積估算、輪伐期、更新方法、造林方針等，至今仍有參考價值。
后來，鄧叔群拒絕就任農林部副部長，而在甘肅省建設廳廳長張心一的支持下，舉家奔赴甘肅，開始黃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經過幾年艱苦奮斗，成功創辦洮河林場及三個分場，建立了一整套保證森林更新、營造量大于采伐量的制度，創建了以科學的方法經營和管理森林的新模式。鄧叔群認為，水利和林、牧之間具有密切關系，要根治黃河水患，就必須三者并重。為保持黃河上游水土、減輕下游災害：他提出了森林生態平衡理論。
1948年，鄧叔群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隨后，中央研究院要求全體高級研究人員遷往臺灣或去美國。他不僅自己明確表示決不離開，還動員其他同寧共同抵制。他對家人說：“別忘了自己是中國人，要為民族富強而奮斗終生，我決不跟腐敗的國民黨去臺灣，也不去美國。”其實在他內心深處，對共產黨抱有希望和向往，愿與民族同甘苦，共命運。后來，他早年的學生沈其益受東北解放區領導委托，特地到上海邀請他去東北籌辦農學院，他欣然接受邀請，并在半年的時間內，帶病編寫出一整套農林大學的教材鋼要。作為沈陽農學院創建總指揮，他辛勤工作，調度有方，快速、高效地完成了建設設務。
鄧叔群生活儉樸，不圖物質享受，新中國成立后，他把抗日戰爭前在南京購建的花園洋房捐獻給國家，還三次主動提出減薪，抗美援期時，他將自己的積蓄捐作軍用。1960年，他受林業部委托，舉辦森林病理學培訓班，為各省培訓出教十名專轟技術骨干。培訓結束后，他謝絕巨額酬金，只留一張結業合影作紀念。鄧叔群一生的選擇，都從人民和祖國的需要出發，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著科學報國的埋想。
(摘編自《中03真菌學先驅——鄧叔群院士》
【鄧叔群簡介】
鄧叔群(1902-1970)，中國真菌學家.福建福州人。曾任嶺南大學、金酸大學、中央大學等校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新中國成立后，任沈陽農學院和和東北農學院院長、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主要著作有《中國的高等真菌》《中國的真酋》等。(摘自《辭海》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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