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紅苕糖，勝過今天的阿爾卑斯糖。
那些年月，如果你在春節前后到我家做客，進門落座，泡茶之后，母親就會端來半戳瓢包谷花糖和米花糖。這些其貌不揚的吃貨，可是母親一手一手盤出來的。
我的老家在北河巖凸（音愛抱），房前屋后的黃泥巴地里盛產紅苕。身強力壯的母親心甘情愿為兒女們忙乎。一到臘月，她除了要忙完我爺（吳姓傳統把爸叫爺）安排的活路，還要擠出一天時間為我們熬一鍋紅苕糖。她邊忙邊笑嘻嘻地對我們說：“我一天忙得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還要為你們熬糖，你們可真好吃。”我們像黃泥巴一樣粘著母親，學著她說的順口溜，跟進又跟出。
我年幼，身體溜耍，下窖撿紅苕非我莫屬。選出沒有腐爛的紅苕，拿一個木桶，裝半桶紅苕，加滿水，用搟杖反復戳洗。這個活兒還有點技術含量，如果用力過猛，戳到桶底，母親就會提醒。弟弟被派去搬那些早已曬干的柴禾，直到堆滿灶門口。
忙了一個早上，兩大鍋紅苕蒸熟了。我們幾個小家伙又派上了用場，用手把熟紅苕捏爛，兌水攪勻，幾乎就是一大木盆。用包袱過濾紅苕渣，這也是我最愛干的活兒。母親先在樓枕上綁一根繩子，把天平架子吊住，再把包袱的四角系在架子的末端，形成一個兜，在兜下放一木盆，盛濾出的汁。我把未過濾的汁舀到包袱里，慢慢搖動天平架，渣汁自然分離。這樣不斷添加紅苕汁，包袱兜里的紅苕渣就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把天平架子壓得吱呀作響，這就是我覺得最好玩的地方。等到包袱里的紅苕渣較多時，就解開包袱的一個角，讓紅苕渣“滾出來”，如此反復，直到紅苕汁全部過濾完畢。
點糖是熬糖的關鍵。把生長好的麥芽子切碎，再用石磨磨成汁。等鍋里的紅苕汁加熱后，再象點豆腐那樣，慢慢點入麥芽汁，這時紅苕汁會慢慢變清，也慢慢有了甜味，變成了糖汁。直到后來上了農校，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老先人的這些智慧也讓我折服。
熬糖的火不能太大，否則就會變糊。從早到晚，家里僅有的兩口鍋一真這樣熬著。肚子餓了，只能吃點現成的饅頭。我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的跑進廚房，只看到大人用船槳模樣的糖攪攪兒在糖汁中左右翻擺，一股股的水蒸氣冒向空中。“心急吃不了熱豆腐，火大熬不好紅苕糖。再出去玩會就好了。”母親這樣一次次地把我們打發了。糖水熬賒了后，她就給一塊糖鍋巴，讓我們解解讒。直到糖攪攪兒向上提起時，紅苕糖能拉成片，才算老嫩合適，熬制完畢。母親用炒熟的玉米面，墊在盆里，把糖舀出來。這時，我已進入了夢鄉。
我時常惦記著放在板柜里的紅苕糖。我用盡全身力氣打開厚重的板柜蓋，拿一根筷子，扎進濃稠的紅苕糖中，轉動筷子，讓糖在筷子上多纏點，在盆邊攙點包谷面，邊走邊吃。如果糖熬得很嫩，吃的時候還要邊轉動筷子，把快要滴落紅苕糖又卷上來。如果紅苕糖掉在衣服上，它就像膠一樣，越擦粘的越多。“這個娃子粘的像紅苕糖一樣！”難怪鄉親這樣說粘巴的小孩。小時吃紅苕糖，時有黃色的包谷面或深棕的紅苕糖糊在嘴邊，甚至臉上，偷吃總被大人識破。有時，糖熬老了，冷卻后就和盆成為一體，為了吃到梆硬的紅苕糖，只好用錘子敲。有一次誤破瓦盆，招來一頓暴打。那些晶瑩的糖塊放在嘴里咬得“咯棕”作響，頓時治好的挨打的疼痛。反正不管母親熬啥樣的糖，我們總是有辦法把它弄到嘴。
這樣的純糖還沒吃夠，就要開始攙糖了。炸包谷花的到隊上來了，我和弟弟背一些包谷、大米和柴禾，跑到對門表叔家，排隊等候。我們稀奇的看著那黑乎乎罐子在火上邊轉邊燒，隨著砰的一聲響，師傅那個長袋子里就爆出了包谷花，我們就把它裝進洗凈的肥料內層薄膜口袋，順手塞一把到嘴里，先嘗一口“天下第一脆”。
在臘月二十幾的晚上，母親就把熬好的紅苕糖倒進鍋里，加熱融化。再放入包谷花或者米花，使勁攪勻，趁熱捏成小團兒，或用芝麻攙糖，做成大塊分切。香甜的紅苕糖和酥脆的包谷花米花就這樣揉成“黃金搭檔”，成為過年的最大期盼。我猜想，紅苕糖在熬制的過程中吸收和提升了黃泥巴的粘性，才能把小粒的米花和包谷花牢牢地粘在一起。一口下去，咬破的糖塊上留下的多是半粒包谷花，因為還有半粒已到了嘴里。
記得那時苕多不缺柴，母親年復一年的熬糖，每次都熬得不少，她也不多限制我們，想吃就取。我們常吃它過年，又過完正月十五，直到二月，薄膜大口袋里的糖還沒吃完。紅苕糖有些皮了，我們的癮也過足了，不像剛熬出糖時那樣饞了，平常不愛吃糖的爺媽也會“幫忙”，把它全部“報銷”。春去秋來，我們的“糖癮”輪回消長，直到兒大母老，紅苕糖成為甜蜜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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