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根本上說，只有我們獨立自主的思索，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因為，惟有它們才是我們反復領悟的東西。他人的思想就像夾別人食桌上的殘羹，就像陌生客人脫下的舊衣衫。
——叔本華
不同言論逐漸彌漫了當今社會，有各持己見的互不相擾，也有劍走偏鋒的針鋒相對。如何在取舍之間尋見正確的答案，著實要下一番功夫。你說，未必真，我說，未必對，他說，未必實。
關乎現下社會弊端的討論隨處可聞，新聞媒體網絡等介質的發展推動了全民言論時代的到來。人們只要端坐小小機器前，手指輕敲鍵盤，就能發表自身的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表達欲，也尊重了所有人言論的自由。“網民”成了中國的第三方駐扎人群，這是時代的決定，無可厚非。但恰恰是這第三方的加入使得原本浮華的社會更加焦躁不安，人人都能說，也使得遲早會應了那句老話“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空間上的距離，認知上的距離，造成了言論上的距離，真實與虛假的距離。能佐證此觀點的例子不勝枚舉，也就不再舉。
若是將與自身無多大關系的第三方撇置一旁，就還剩下一方朋友圈。換言之，就是第二方人群，通常所說的“你”。對于這些“你”所說的言語，我們通常報以更大的信任，至少說這話的人存在于面前切實可見，比起遠方的第三方空間看似要實在得多。因為作為生活的初學者，我們的一切認知來源于生活，身旁的朋友自然成了我們認知世界最為重要的渠道。透過他人的雙眼拓展自我，是不可置疑的生存法則，沒有任何人可以生活在自我的世界。我們又該懷著怎樣的心態對待這些“你說”呢?大多數人有自我的一套判斷標準，朋友或是親人在眼中或是心里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取九舍三。面對不同人的不同思維方式，我們無權干涉，更無法妄加評論。
反復玩味“他說”、“你說”，總有餐桌上被他人夾過舍之之物之感。這些取之于他人之物必將立足于他人。如此思考，慢慢產生了時間靜止，唯有我在的覺知。這種“覺知”讓我與現實拉開一段不小的距離，以至于使我有時間去想想語言本初的意義。
如若要談社會對“話語權”的隱形爭奪，則避不開對其本質的解讀。語言文字自發明之始，就是人們傳遞信息、交流想法的媒介。通過語言，內心的想法得以表達，相對的，理解體會他人的心境也成為可能。語言的重要性從我們面對陌生世界的第一刻就開始體現，廣義言之，哭是所有人的第一語言，也是生命最初的見證者。如若說是狹義的語言，從開始呢喃的“爸爸媽媽”，到最后的一句“再見保重”，語言無不是貫穿我們整個生命的東西。
既然語言有如此重要性，且按照耳聽八方而博見廣聞的觀點，我們確是該取萬家之言，方能知明而行無過矣。然而對于當今言論的方式，我卻要打上一個問號，駁了大眾的想法。
我并不反對“兼容并包”的理論，那又為何自稱為悖論呢?一是當今社會并未達到我們的理想的境地，二是不同的價值取向已經偏離了是非觀判斷的本身。這恰好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我說”在他人那會成為“你說”和“他說”的潛藏矛盾。除自身以外的空間有著鋪天漫地的言辭，到處充滿的是別人的想法。這些想法指引著你認識事物，而它絕非你內心本真的想法。此類情況一多，就成了魯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論》中所說的“社會憔悴”。
其實，我們生活的環境還存在第一方人群，就是常常被我們忽略的自身。面對任何事任何人我們都會有自己想要表達的第一觀點，稱為“我說”。只不過這些最樸真的藏識，往往因為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而被掩埋。因為我們并非專家學者，有發言權卻沒有多少分量，既然言多必有失，那還不如沉默來得保險。于是隨意附和幾句，成了一個個“規訓個體”。
前北大校長蔡元培曾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提到，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養成“自由人格”。從自由人格認識到自我的獨特性，從而實現自我個性的超越。從中我們可以理解到為何我們身處社會卻可以不被其他言論所左右，具有自由人格的個體應該既存在于社會群體當中，同時也應該區別于社會共性。從“你說”、“他說”中擺脫出來，形成具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意志的“我說”。人只有完成兩層障礙的突破，才能超越自身，達到自由之境。
既然“我說”能培養“自由人格”，由此發展為“自由思想”和“自由意志”。那何必要將“我說”湮沒在“他說”、“你說”之后?自由是人的靈魂，也唯有自由之人方能成為世界的認知者、價值的判斷者和生命的締造者。
你說他說誰說
他說你說我說
我說他說誰說
誰說你說我說
管他誰說的
聽我們的
關于你說我說他說的討論到此作結，以上言論，都是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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