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紅軍長征勝利X十周年，關于長征的紀念活動自然也就很多，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中央電視臺崔永元做的一個節(jié)目，叫“我的長征”，就是要找20名志愿者重走長征路。我報了名，不過沒選上，我想是因為他們看了我的照片后覺得我太象專業(yè)演員了，不適合參加這種平民化的紀實性節(jié)目。報名的時候我就在想一件事，如果見到了崔永元，他一定會用他那因為抑郁癥而失眠而熬的布滿血絲的眼睛看著我，然后問我一個問題：“你為什么要走長征路?”我想答案可以有很多，比如要體驗艱苦奮斗、勇往直前的長征精神;比如要宣傳長征的偉大歷史意義;比如要考察長征沿途革命老區(qū)的風土人情，為老少邊窮地區(qū)的群眾做一點貢獻;甚至可以說是為了磨練自己的意志等等，當然我不會告訴他我是為了減肥。其實這些理由都沒錯，但對于我來說，都不太真實。一個人如果愿意在他的一生中拿出10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去走完一萬公里的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不知道當年那些參加長征的紅軍戰(zhàn)士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但當我每次看到關于長征的故事的時候，我總在想，是什么讓這些人能夠走完這么長的路，而且是在那么艱苦的環(huán)境下，冒著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險。答案可以很簡單，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可以再具體一點，是為了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蔣家王朝，建立一個新中國。這些理由都很崇高，也很正確，但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件事。在鄧小平晚年的時候，他的子女曾問他：為什么很少聽他講過去戰(zhàn)爭年代的事情，在長征的時候您做了什么呢?鄧小平只說了三個字—“跟著走”。
在中國共產黨的發(fā)展歷史上，與遵義會議有著同等重要地位，并且有著驚人相似性的另一個轉折點是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兩個會議同樣是用和平、民主的方式更換了中央領導集體，并重新確定了方針路線，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方針路線，一個在過去可能被視為背叛革命、大逆不道的方針路線。
為什么會有這樣開天辟地的轉折?為什么會有這樣歷史性的會議?原因很簡單，形勢所迫。在遵義會議以前，紅軍失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根據地，傷亡近十萬人。
歷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進入了XX年，在年初的人大會議期間，一條新聞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就是所謂“物權法草案違憲，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質疑。因為時間的關系，在這里我不想就兩種觀點的孰是孰非談自己的.看法。但我想說的是，作為一個法律專業(yè)畢業(yè)的學生，我知道中國到現(xiàn)在為止還沒有自己的民法典，而作為民法重要組成部分的物權法，卻也因為這種爭論而推遲審議。
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提出不要討論姓資姓社的問題，發(fā)展才是硬道理。這一指導思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非常正確的，而且也取得顯著的成效。但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已近三十年，成績固然是巨大的，新的問題也出現(xiàn)了。醫(yī)療改革以后我們看不起病了,教育改革以后我們上不起學了,房地產改革以后我們買不起房了,而現(xiàn)在"八榮八恥"的提出也正證明了一個時代價值判斷的迷失.一個社會物質文明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而相應的制度、體制、觀念和文化等方面卻不能隨之發(fā)展的話，就必然成為其進一步前進的瓶頸。
如果說在三十年前我們不知道白貓和黑貓那一只會抓老鼠，所以我們說“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那么經過三十年的考察，是到了該選擇一只貓的時候了，以便這只有本事的貓能夠繼續(xù)抓老鼠。
如果說剛下水的時候我們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話，那么現(xiàn)在我們已經越走越深了，手已經摸不到石頭了，是該挺直身板，看看河面，選擇一條正確航線的時候了，以便我們能造一艘可以走的更遠的船。
在建國前夕，毛澤東曾經說過：“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到現(xiàn)在建國已經快57年了，我們的萬里長征走到了第幾步呢?
1935年長征路上的遵義會議，1978年建國三十年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向我們不止一次的證明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在一個國家發(fā)展道路上的重要意義，只有有了一條正確的路線，人民才能跟著走，才能取得象長征一樣的偉大勝利，象改革開放一樣的輝煌成就。但歷史也告誡我們，不要等失去了十萬人的生命，浪費了十年的時間以后，才知道那一條道路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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