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黎安二生序》文言文翻譯

2024-12-04 文言文

　　在學習中，大家或多或少都接觸過一些文言文吧？文言文注重典故、駢儷對仗、音律工整，包括策、詩、詞、曲、八股、駢文等多種文體。是不是有很多人沒有真正理解文言文？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贈黎安二生序》文言文翻譯，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贈黎安二生序》

　　作者：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于里人�！褂嗦勚�，自顧而笑。

　　夫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于笑乎?

　　然則若余之于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則于是焉，必能擇而取之。

　　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譯文】

　　趙郡蘇軾，是和我同年科考的學友。他從蜀地寫信寄到京城給我，贊揚蜀地的學士黎生、安生。不久黎生帶著他的文章幾十萬字，安生帶著他的文章也有幾千字，屈駕前來看我。我讀他們的文章，確實氣勢壯闊，風格雄偉，善于反復辨析，把事理說得很深透.他們的才情、筆力奔放，似乎是不可估量的。他們二人確實可以說得上是特別杰出的人才，而蘇君也的確可以說是善于識別人才的人了!

　　不久以后，黎生補任江陵府司法參軍。臨走的時候，請我寫幾句話作為贈別。我說：“我對你的了解，已經放在心里了，還需要用言辭表達出來么?”黎生說：“我和安生學習古文，同鄉鄰里都譏笑我們，認為是迂闊�，F在請您寫幾句話，是想解除同鄉鄰里的糊涂看法�！蔽衣犃诉@話，想想自己，不禁笑了。

　　世上迂闊的人，有誰比我更厲害呢?只知道信奉古訓，卻不懂得迎合當世;只知道立志于圣賢之道，卻不懂得隨同世俗。這就是我為什么困頓到現在而自己尚不知道的原因啊。世人的迂闊，有誰比我更厲害呢?現在你們的迂闊，只因文章不合世俗，這不過是小的迂闊罷了，還擔心被同鄉鄰里譏笑，像我的迂闊可就大了。如果你們拿了我的話回去，將要得到更多的責怪，豈能只停留在譏笑上呢?既然這樣，那么我將對你們說些什么好呢?說我的迂闊是好的，可是它的禍害卻是這樣;說它不好，那么雖然可以迎合現代，但一定違背古訓，有附和流俗的地方，就一定背離圣賢之道了。你們還是不要急于解除同鄉鄰里的糊涂認識吧，這樣就一定能夠在古文、時文;道、世俗這方面作出選擇。

　　我于是寫了這些話贈給二位，并且拿給蘇君看，你們認為怎么樣呢?

　　背景

　　這是一篇應黎生之求而寫的贈序，寫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蘇軾寫信推薦給曾鞏的朋友。他們從四川拿著自己的文章來京師就正于曾鞏，也是“以文會友”之意。不久，黎生補任江陵府司法參軍。行前，應二生之請，曾鞏寫了這篇著名的文章。

　　【賞析】

　　1、正話反說

　　作者前文極力鋪陳藻飾黎安二生文才，正是為了說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名之。顯示了世俗的謬誤。正話反說，文曲意直，顯示內在的鋒芒。

　　2、意境含蓄

　　諸多憤世之氣，盡在深蘊之中

　　本文的篇幅不長，結構也比較簡單，先介紹黎、安二生的由來，再說明寫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針對性地指出如何認識迂闊。迂闊，從古到今都有人在用這一形容個性的詞。如果拋開它那略帶貶義的內容，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所謂迂闊，是指一個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堅持自己的觀點，不迎合世俗偏見，而又有一種執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觀點、信念是正確的話，那么這種迂闊的表現正是難能可貴的。曾鞏正是基于這一思路，才對迂闊進行了精辟的分析。

　　從文中反映的背景來看，黎、安二生由于“學于斯文”，即酷愛韓愈、柳宗元以至歐陽修、蘇軾所倡導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譏笑;而曾鞏也因身體力行地追求“道”，給自己帶來一些“患”。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是如何淺薄了。這種不直接抨擊時弊而從側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

　　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現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達了自己的是非觀，卻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勸誡黎、安二生“擇而取之”，如何定奪，還是由他們自己去決定吧。還在結尾處提出，希望二生轉告蘇軾，問一問他“以為如何”。這不僅表明作者的謙虛態度，而且是尊重對方的一種表現。

　　作者簡介

　　曾鞏（1019—1083），字子固，漢族，撫州南豐（今江西南豐縣）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3] 。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進士第，兒童時代的曾鞏，就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嘉佑二年（1057年），39歲的他才考取了進士，被任命為太平州司法參軍，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薄⒓t校理。熙寧二年（1069年）先后在齊、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頗有政聲。元豐三年（1080年），徙知滄州，過京師，神宗召見時，他提出節約為理財之要，頗得神宗賞識，留三班院供事。元豐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學，委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未成。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次年卒于江寧府。理宗時追謚“文定”。曾鞏在政治舞臺上的表現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貢獻在于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有《元豐類稿》50卷行世，《宋史》有傳。

　　創作背景

　　這是一篇應黎生之求而寫的贈序，寫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蘇軾寫信推薦給曾鞏的朋友。安生和黎生一同學習古文運動所批判的駢文，他們從四川拿著自己的文章來京師就正于曾鞏，也是“以文會友”之意。不久后，黎生補任江陵府司法參軍。行前，曾鞏應黎生、安生之請，寫了這篇著名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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