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著名記者柏生寫的文章《永遠懷念朱自清老師》。
文章說：記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從昆明西南聯大回北平清華大學繼續任教，那兩年，正 好我也在清華大學讀書。在文學系里，我選了朱先生的課，大約是《中國文學史》和《文學史專題研究》、《歷代詩選》等課吧!先生一絲不茍、認真負責的教學精神，深深打動了我們這批青年學生。當時朱先生因8年抗戰中長時間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胃病時而發作，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了。但每次上課，他仍然認真備課寫講義，課堂上板書一筆一畫從不潦草。朱先生不僅在課堂認真講學，課下，還同我們青年學生一起探討問題。他總是那么謙虛，對我們既循循善誘，又非常尊重我們的意見。甚至先生自己寫了文章，也常常要傾聽同學們的意見。學生寫了讀書報告或學術論文，朱先生總是認真仔細地加以批改指導，甚至一句話，一個標點，他都從不放過。至今，我還保留著朱先生用鉛筆為我修改過的一篇學術論文。
1947年10月中國文學系舉行迎新大會，1948年元旦中國文學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舉行新年同樂晚會，朱先生都參加了，而且和同學們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對當時從解放區帶進清華園里的秧歌，十分感興趣，他非常有興致地擠在我們男女同學的隊伍里，進三步退一步地舞起來，而且學習得最認真。當時朱先生雖然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但他那種向青年人、向新時代學習的認真嚴肅態度，令我們十分感動和敬佩。我記憶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開同樂晚會的那感人的場景。那晚，朱先生帶病，但是還興致勃勃地和同學們擠在一個行列里熱情認真地扭秧歌，同學們以民眾喜愛的風俗，親昵地給他化了裝，穿上了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朱先生呢，對這來自解放區人民大眾化的演出形式和內容，表示十分支持。他這種精神使在場的許多師生深受感動。但我至今內疚的，是那晚不應讓朱先生吃元宵，雖然他只嘗了一個，但第二天胃病又發作，幸好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朱先生在清華這段時間，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是極為親密融洽的，他既是我們的嚴師，又是我們的慈父。在學生身上，他花費了多少心血啊!雖然朱先生的健康狀況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強忍著病痛，為我們上課，閱改論文報告，而且對我們學生運動表現得越來越積極支持了。我們學生舉辦的各種文藝、詩歌晚會，朱先生總是高興地來參加，而且會上還發表了受到學生熱烈歡迎的講話。
在辦學方針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見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國文學系制定了用新的觀點研究舊時代文學、開創新時代文學的辦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論在古典文學、新文學以及文學批評、語文教學等方面，都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1948年夏天，大學畢業考試結束后，黨組織決定調我去解放區學習。離開清華園的前一天，我懷著依戀的心情，來到北院十六號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別。我只說有事要離開北平一段時間，回來后一定再來清華園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區吧!他凝神地望著我，輕聲地說：為什么這樣匆匆地走了呢!我無言對答，這是組織的決定啊!我真后悔當時為什么不明白地告訴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區呢!誰料到這一別竟是我們師生最后的一次會見。記得，那天朱先生說了許多勉勵我的話，分別時，朱先生不僅把我送到家門外，還緩緩地送了好幾步路，然后佇立在院里望著我。我一面搖著手，一面回過頭，望著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見他的影子時，我才若有所失地發覺淚水已經模糊了我的眼睛。
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時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區泊鎮學習。大約是隔了一兩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復發，送到北大附屬醫院，手術后幾天便凄涼地病逝在醫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區突然聽到這個噩耗，一種難以抑制的悲傷縈繞在我的心頭。我獨自坐在一間農民的小屋里啜泣著，窗外天陰沉沉的，落著細雨，仿佛和我一樣在悲泣哀傷。朱先生那清癯溫和的面容，穿著一身淡黃色半舊西裝，一手拿著書，一手攜杖，慢步走在清華園林蔭路上的身影，以及課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認真講課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懷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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