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途：寓言與生活之間的距離

2024-10-09 寓言

　　2010年我應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邀請發(fā)表演講，講的題目是《文學距離我們有多遠》，結合自己的寓言寫作及作品談了一點文學與生活之間關系的體會，第一次在公眾面前介紹自己寓言寫作的經(jīng)歷，講到了我的處女作。今年是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建會三十周年，恰恰也是我的處女作發(fā)表三十周年。

　　我的處女作是一篇寓言，題為《站在地平線上》，發(fā)表在1984年4月7日《北京日報》，出版第一部寓言集，我也把它放在第一篇。那是經(jīng)過幾年文學理論熏陶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積累，一個文學青年首次將文稿變?yōu)殂U字，喜悅的心情難于言表。記得接到樣報時，我高興地將報紙拋向天空，報紙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徑直鉆進了床與墻的縫隙，我不得不爬到床底下把“地平線”揀出來。從這次見報后，我的寓言作品開始陸陸續(xù)續(xù)發(fā)表，我也從此與寓言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我還是一個航天企業(yè)的電裝工人。

　　《站在地平線上》表達的是同為地球人，人人生而平等的寓意，作品中的人物均是“大個子”、“小個子”等常人。故事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有些荒唐，看似不大容易在現(xiàn)實生活中出現(xiàn)，仔細琢磨，實際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表現(xiàn)，又像是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的真事。大個子帶著自我優(yōu)越感與小個子比高低，甚至歧視性地逼小個子服輸。但是在公平正義的人眼中，地平線上沒有高低，人人平等。這些思想深處對平等的追求，呼喚對人格尊嚴的尊重，既來源于我的身世處境的帶來的基本訴求，也來源于進入開放的中國的各種人文思想的深刻影響。這篇處女作成為我寓言創(chuàng)作的良好開端，它對于我取材的思路和思考的方向選擇都起到了鼓勵和引導作用。隨后寫作和發(fā)表的寓言及其他樣式的文學創(chuàng)作，大都屬于這一格局，即關注社會，關注生命，關注人性，注重思考高度與深度。而這一切大都以對生活的體驗和把握為基礎。如《失魂》、《質的較量》、《度量》、《平等的追求》等，幾乎每一篇都能找到我生活的影子或折射了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

　　寓言作家葉澍評價說：“余途創(chuàng)作的特點是有生活，不空想，作品能夠反映現(xiàn)實生活，表達對人生社會的思考。”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而言，這本是基本規(guī)律，并不特別。我體會葉澍之所以將此作為特點特別提出，是對寓言關照生活的特別重視。由于寓言文體的特點，作品通常假托動物等物體編寫一段故事，表達一個思想。如果脫離生活，所講的道理往往空洞，而且很容易走到為寓言而寓言的道路。

　　發(fā)表于1985年的寓言《失魂》說的是一個小女孩想同時坐兩把椅子，沒有辦法就去找老者求教，老者給她的答案是，如果一定要同時坐，那么只能身體坐一把椅子，靈魂坐另一把椅子。椅子是同時坐了，人和魂都沒了。故事不到一百七十字就打住了。表面上看故事也很荒謬，實質上在生活中這類情況也很常見。觸發(fā)我寫作靈感的是男女情愛，寫成文字后引發(fā)的思考卻廣泛而深刻。有人思考了人性的弱點，有人思考了愛情的忠貞，有人思考了愛國情懷……我們以這篇寓言在一個小學的高年級做過閱讀分析實驗，幾十位小學生的思考答案給了我驚喜，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不僅讀懂了作品，而且總結出作品的思想寓意還超出了我創(chuàng)作時的初衷。這則寓言后被某市選為中學語文考試作品賞析題。

　　《失魂》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寓言與生活的距離可以很近，但是有內(nèi)涵的寓言所能夠表達的思想遠不止生活表象本身。

　　在第一部寓言作品集《余途寓言》中，我以余途為主人公創(chuàng)作了常人體寓言，讓余途出現(xiàn)在各種生活場景。作家馬長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余途寓言》最值得稱道之處，是它塑造了一個叫做"余途"的常人體角色.我們知道，西方寓言的角色多是動物，采用的是擬人化手法;中國古代寓言則大量使用常人作為角色.進入當代，中國寓言界似乎有"全盤西化"的傾向(當然這個"全盤"是就總的傾向說的)，狐貍老虎一大群，寫出有特色的常人寓言的作者并不多.而《余途寓言》的寶貴還不僅是有大量篇幅的常人體寓言，而且塑造了一個連貫性的系列人物.這個人物的喜怒哀樂、智慧與愚蠢、追求與反思，都是我們當代人的真實寫照.如果作者沿著這樣的路子走下去，可以預期，中國當代寓言也會和小說、戲劇一樣，出現(xiàn)令人難忘的角色.這應該是作者和整個中國寓言界的追求。

　　《余途寓言》之后，我出版了作品集《余途不多余》，采用常人體寓言寫法以余途為角色貫穿全部作品。我說：“我是余途，余途不是我，于是有余途寓言。”寓言家評論家樊發(fā)稼指出，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則耐人尋味的寓言，道出了包括寓言在內(nèi)的一切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律。”寓言家凡夫在為《余途不多余》舉辦的網(wǎng)路研討會閉幕詞中指出：“余途，既是作品中的人物，又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一本書的所有寓言都用這樣一個人物做主角。余途可謂創(chuàng)造出了‘這一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文學界曾有‘一本書主義’之說。今天，寓言界在提倡角色多樣化的同時，似也應該提倡‘一個人物主義’。如果我們每位寓言作家都能創(chuàng)作一個屬于自己的主角，那么，中國寓言的人物畫廊，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勢必會涌現(xiàn)出不少各具個性的文學形象來。”我想表達，余途本來自生活，他到處游走，借寓言中的他闡述對生活的理解，與讀者分享他的思考。余途希望這樣的寓言離生活不遠，離讀者不遠。作品集中的《搬奶酪的資格》、《半杯牛奶》、《不知拾的年輕人》等都是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又是現(xiàn)實生活中常常困惑人們的一些問題。作品試圖引發(fā)一些思考進而找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在給《童話與寓言》雜志的題詞我說：“寓言是一把鑰匙”。生活何嘗不是一把一把鎖，需要我們找到合適的鑰匙把它一一打開。寫寓言的人要想做好鑰匙，需要有點手藝，也要了解各種鎖頭。我在學著做鑰匙。今年，在寓言作品問世三十年后，中國作家協(xié)會給我發(fā)了會員證，是說我做出過幾把合適的鑰匙?還是說我還可以繼續(xù)做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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