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魚我所欲也》選自《孟子·告子上》，論述了孟子的一個重要主張：義重于生，當義和生不能兩全時應該舍生取義。下面就和小編一起來賞析《魚我所欲也》。
孟子說：“羞惡之心，義也。”(《孟子·告子上》)又說：“義，路也。……惟君子能由是路。”(《萬章下》)孟子認為自己做了壞事感到恥辱，別人做了壞事感到厭惡，這就是義;義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須遵循的正路。
《孟子語錄》一文用面對魚和熊掌之間的抉擇，比喻面對生命和大義之間的選擇，孟子會毅然“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當中的“義”和文章最后的“此之謂失其本心”的“本心”都是指人的“羞惡之心”(按現在的通俗理解，可以理解為“廉恥之心”)。因為人只有擁有“羞惡之心”，才能分清哪些是道德底線可以承受的事，哪些是道德范圍所不接納的事，哪些是“所欲有甚于生”的事，這樣才能不被“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和“所識窮乏者得我”所誘惑，而像“不食嗟來之食”的人一樣，內心有一種凜然的“義”。
孟子從三個方面論證了舍生取義的意義：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幾句論證說：生命是我珍愛的，但還有比生命更為我所珍愛的(指義)，所以不能做茍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厭惡的，但還有比死亡更為我所厭惡的(指不義)，所以有時對禍害(死亡)不愿躲避。這是從正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避患者何不為也?”這幾句論證說：如果沒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樣不能用呢!如果沒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那么凡是可以用來避免禍患(死亡)的事情哪樣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這樣下去，人們的行為不是會變得無所不為、卑鄙無恥了嗎?這是從反面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應該舍生取義。
其三，“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這幾句論證說：通過這樣的手段(指不正當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過這樣的辦法(指不正當的辦法)就可以避免禍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還有比生命更為人們所珍愛的(指義)，還有比死亡更為人們所厭惡的(指不義);不單是賢人有這種重義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賢人沒有喪失罷了。這是從客觀事實論證義比生更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有人舍生取義。通過論證，文章開頭提出的中心論點就成立了。
為了使這種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著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簞”是古代盛飯的圓形竹籃，“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爾”是大聲呼喝著，“蹴爾”是用腳踢著。這幾句說：只要得到一小筐飯、一小碗湯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餓死，如果是輕蔑地呼喝著叫別人吃，哪怕是饑餓的過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腳踢著給別人吃，那就連乞丐都不屑要了。《禮記·檀弓》有一段故事與此相類似：“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厭惡，所以寧愿餓死也不愿接受別人侮辱性的施舍。連無人認識的路人和貧困低賤的乞丐都能這樣做，常人更不用說了。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了人們把義看得比生更為珍貴，在二者不可兼得時就會舍生取義。
在孟子看來，“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這種重義之心，人人在生與義不可兼得之時都應舍生取義。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窮困危急的情況下可以拒絕別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寧的環境中卻見利忘義。文章第三段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會上確實存在“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有人不問合不合禮義而接受萬鐘俸祿呢，萬鐘俸祿對自己有什么好處呢。“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是為了住房的華麗、妻妾的侍奉、因為給了所認識的窮朋友以好處而使他們對自己感恩戴德嗎?華麗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這些都是身外之物，與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人當初寧肯餓死也不愿受侮，卻為了這些身外之物而不顧廉恥，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謂失其本心”，孟子認為這種人原來也有舍生取義之心，后來因為貪求利祿而喪失了。孟子警告說：“是亦不可以已乎?”這種“不辯禮義而受之”的可恥之事應該罷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個比較高傲的人，他不肯遷就，不肯趨附權勢。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經在齊國任客卿，后來因為與齊王的意見不合，便決定辭去齊卿回家，齊王托人挽留孟子，條件是準備在首都的中心地區建一座房子給孟子住，并送給孟子萬鐘糧食作為弟子們的生活費用，結果遭到孟子的嚴辭拒絕。(《公孫丑下》)可見，孟子在本篇中所說的“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是有所為而發的，表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性格和氣概。
孟子在本篇中對舍生取義精神的頌揚，對“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的批判，對后世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歷史上許多志士仁人把“舍生取義”奉為行為的準則，把“富貴不能淫”奉為道德的規范，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過零丁洋》詩中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現代無產階級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就義詩》中說：“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都是與“舍生取義”的精神一脈相承的。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散文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了孟子大義凜然的個性，表現了孟子雄辯、善辯的才華。他喜歡使用排比的修辭手法，如：“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本來，這話用一句就可以說完，即“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來，加強了氣勢，增強了感情，顯示出說話人的義正詞嚴、理直氣壯。其次，為了把道理說得深入淺出、生動有趣，孟子喜歡使用比喻，本篇以具體的魚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義，以“舍魚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義”，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還大量運用了對比的手法，如把魚與熊掌對比，把生與義對比，把重義輕生的人與貪利忘義的人對比，把“鄉為”與“今為”對比，這樣互相比較，道理說得更加清楚，給人的印象特別深刻，加強了文章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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