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愛國詩

2024-12-02 余光中

　　余光中愛國詩有哪些呢?余光中是臺灣詩界泰斗、著名愛國民族人士，在臺灣以及內陸地區享有很高的聲譽。下面是小編分享的余光中愛國詩，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當我死時

　　當我死時，葬我

　　在長江與黃河之間

　　枕我的頭顱，白發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張大陸

　　聽兩側，安魂曲起自長江，黃河

　　兩管永生的音樂，滔滔，朝東

　　這是最縱容最寬闊的床

　　讓一顆心滿足地睡去，滿足地想

　　從前，一個中國的青年曾經

　　在冰凍的密西根向西了望

　　想望透黑夜看中國的黎明

　　用十七年未饜中國的眼睛

　　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

　　到多鷓鴣的重慶，代替回鄉

　　評析：

　　1966年的一個寒夜，受聘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任副教授的臺灣詩人余光中，抑郁寡歡，臨窗西望，思念著遙遠的祖國。自從1948年7月離開大陸遷居香港以后(第二年又到臺灣求學去)，秋風落葉已經有十七年了。二十歲去國，三十七歲懷鄉，還不知何日是歸年呢。多愁善感的余光中想到了人生的大限，希望自己死后葬身“在長江與黃河之間”的“最美最母親的國度”，臥聽兩旁一江一河的滔滔東流水，在江河的安魂曲中“坦然睡去”，于是他寫成這首《當我死時》。他想起了四川重慶江北悅來場，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那里讀過中學，那里多山多樹多鷓鴣，鷓鴣在春霧迷蒙的林中啼喚著：“行不得也，哥哥!”這使他聯想起南宋辛棄疾的名句“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自稱江南人，在這首詩里他卻不想南京而想重慶——多鷓鴣的山城。該是啼鳥喚人歸吧?

　　《當我死時》鑒賞(卞新國)

　　這首詩是1966年作者在美國密西根州寫的。羈旅漂泊的生涯使得余光中的懷鄉病日益深重，該詩表現的便是詩人對祖國母親的無限思念。詩人把祖國比作一張“最縱容最寬闊的床”，希望自己死時能“坦然睡去”，這實際上是把祖國當作是人生最終的也是最圓滿的歸宿。

　　該詩在藝術上的突出特點是超現實的想像。詩人想像自己的身軀異常龐大，死時能夠“睡整張大陸”。所寄寓的意思便是全身心地融入祖國，徹底地擁有祖國。詩人還故意地顛倒現實情境和想像情境的關系，“一個中國的青年”在“密西根向西瞭望”本是現實的情形，而詩中卻把它處理成“睡整張大陸”而“滿足地想”的內容。這種情境的顛倒使得整個詩的形象非常奇特。

　　詩人非常注重語言的變化。如，“最美最母親的國度”，“母親”一詞是名詞活用為形容詞，凝練、貼切而又新穎。再如，“最縱容最寬闊的床”，“縱容”一詞是動詞活用為形容詞，寫出了極度自由舒坦的理想境界。“饕餮地圖”中，“饕餮”一詞本是貶義，是貪婪之徒的意思，用在此卻恰如其分地寫出了詩人對祖國的至愛。

　　(選自《臺港文學名家名作鑒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當我死時》品鑒(凌永康)

　　詩有14行。前8行以“安眠”為主要意向，把死亡視為一種憧憬、一種滿足，節奏舒緩，速度均勻。但是，在這安魂曲般溫婉祥和、悠然恬靜的情調下，掩藏著怎樣一種泣血的哀慟啊!一個年僅38歲的人，對生還已絕望，要用死后歸葬的幻想來安慰自己，還不足以說明他心中的愁苦是多么深重嗎?這種退而求次的表達，強化了詩的張力，豐富了詩的內涵。詩的后半以快節奏傳達心情的急切，把那熱愛祖國山河、渴望落葉歸根的情緒表現得淋漓盡致。

　　中國結

　　余光中

　　你問我會打中國結嗎?

　　我的回答是苦笑

　　你的年紀太小了，太小

　　你的紅絲線不夠長

　　怎能把我的童年

　　遙遠的童年啊繚繞

　　也太細了，太細

　　那樣深厚的記憶

　　你怎么能縛得牢?

　　你問我會打中國結嗎?

　　我的回答是搖頭

　　說不出是什么東西

　　梗在喉頭跟心頭

　　這結啊已經夠緊的了

　　我要的只是放松

　　卻不知該怎么下手

　　線太多，太亂了

　　該怎么去尋找線頭

　　吟唱對中國的愛是余光中詩歌的一個恒定主題，而這一主題的表達隨著時空的不同有所變化.在此，我們能體悟到詩人內心多元情感的交織、沖撞乃至矛盾及其形成的痛苦.愛中國是詩人無法割舍的情結，也因此成為詩歌表達的一個“結”;在詩里，這個“結”由一系列對立的意象構成，意象的選取同詩人的生存狀態密切相關，也同本土的愛國原型有關.本文試從微觀的角度揭示這一具有代表性的海外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

　　詩人余光中50多年創作不輟，在他已收集的600多首詩歌里，凸顯出一個異常鮮明的特點，即很多詩里流溢著念國懷鄉的民族情感.“無論我的詩是寫于海島或是半島或是新大陸，其中必有一主題是扎根在那片厚土，必有一基調是與滾滾的長江同一節奏，這洶涌澎湃，從廈門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從未斷絕.”粗粗算來，涉及這種題材的詩歌就有近百首.不論從時間跨度還是從所占詩作比重看，表達對中國的熱愛已成為余光中詩歌的一個恒定主題，因而，我們稱其愛國詩.詩人曾說：“中國對于我，幾乎像一個情人的名字.”[2](p273)愛中國，對余光中來說，并不是抽象的、空幻的、神秘的，而更偏向具體、平等，也更親近、更久長，這愛是熾熱的、傾心的、純潔的.詩人的愛國情感不移，但對中國情懷的表述卻隨著時空的變幻有所不同;我們于此能發現詩人內心的沖突、矛盾乃至痛苦.愛中國是詩人無法割舍的情結，系著他的舊夢新愁，1990年出版的詩集《夢與地理》中說：“我的中國情結仍然是若解未解，反而在海峽形勢漸趨和緩之際，似乎愈結愈綢繆了，……中國情結更甚于臺北情結，并不是回大陸就能解得了的.”在詩里，這個“結”有時表現為不諧的心緒，有時表現為矛盾的思想，這些都通過對立的意象來完成，“中國結”成為余光中愛國詩的中心，也反映了中國人的“集體無意識”.順著這一條線索探討余光中的詩歌，或許能揭示這個有代表性的臺灣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及其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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