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著名作家余光中的散文處女作《左手的繆思》，初版于1963年，余光中認為，他的正業是寫詩：“這只右手不斷燃香，向詩的繆思。可是僅飲汨羅江水是不能果腹的。漸漸地，右手休息一下，讓左手寫點散文。”
與“美麗的癢”(吻)一樣，“左手的繆思”(大陸譯作“繆斯”)，是余光中獨創的詞語。這個書名的來歷，早已成為臺灣文學史中的一個典故：“當時用《左手的繆思》為書名，朋友們都覺得相當新鮮，也有讀者表示不解。其實我用‘左手’這意象，只是表示副產，并寓自謙之意。成語有‘旁門左道’之說，臺語有‘正手’(右)‘倒手’(左)之分，在英文里，‘左手的’(left-handed)更有‘別扭’與‘笨拙’之意。”僅從其書名之來歷，似乎已窺見作者的功力和驚人之筆。而大陸在出版其著作時，取名《左手的掌紋》也是同樣的異曲同工。
若論余氏之“妙手”，誠如香港作家黃維梁所云，余光中應該有四只手：右手寫詩，左手攻散文，第三第四只手專事批評和翻譯。值得文學史專家注意的是，余氏左手的繆思，一上手走的是知性的路子：論艾略特，評畢卡索，介紹梵谷、安格爾，贊揚胡適。筆鋒一開，便光芒照人。繼之而起的感性且抒情式的《石城之行》《記弗洛斯特》《塔阿爾湖》《書齋·書災》等，都是讓人拍案叫絕的美文。
關于余光中與五四白話散文之源流關系，臺灣詩人楊牧曾說過這樣的話：“徐志摩以詩人之筆為散文，灑脫浪漫，草木人事莫不有情，激越飄逸，影響見于蘇雪林，何其芳，張秀亞，胡品清，陳之藩，蕭白，余光中。”此話說得很中肯。讀余光中散文，密而有間，平易近人,達到了情趣、智慧和學問的有機融合。
余光中的散文觀在其書中已略見端倪，似乎亦不該掉以輕心。當時作者最討厭的是：“流行在文壇上的散文，不是擠眉弄眼，向繆思調情，便是嚼舌磨牙，一味貧嘴，不到一CC的思想竟兌上十加侖的文字。”
那么，余氏到底要提倡什么樣的散文呢?“我所期待的散文，應該有聲，有色，有光;應該有木蕭的甜味，釜形大銅鼓的騷響，有旋轉自如像虹一樣的光譜，而明滅閃爍于字里行間的，應該有一種奇幻的光，當他的思想與文字相遇，每如撒鹽于燭，會噴出七色的火花。”縱觀當代兩岸散文之發展，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能達此境界者，鮮矣;而余光中的散文處女作，正是通往這一境界的拓荒者。
這使人想起今日大陸某些青年散文家們，一上手便是純感性的路子，變成一種新的風花雪月，而忽略了知性和結構，總是走不出朱自清的“蹤跡”、徐志摩的“康橋”，然而，發表了幾十篇后，翻來覆去便難以為繼了。大陸許多散文家的散文，總是單純的抒情，沒有深厚的文化價值和自覺的哲學追求，很難找到林清玄和董橋這樣的雄厚實力，而余光中一上手便站在一個嶄新的制高點上。如果缺乏深厚的國文功底，缺乏精通一國或數國外語的借鑒，缺乏知性作脊梁的感性，盡管開筆可能驚人，但到了某一層次，沒有知性的推力，更是難得上攀一分之微。
余光中的散文觀，還有一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對于五四新文學運動一開始所倡導的“美文”，當時的余光中很是清醒：現代主義在美與真之間，寧取后者。現代的大作家，無論是艾略特或奧登，漢明威或福克納，皆寧可把令人不悅的真實呈現在讀者面前，而不愿捏造一些粉飾的美，做作的雅，偽裝的天真。
在余光中散文集《掌上雨》中，作者依然堅持：“現代作家們有勇氣面對殘缺與丑惡，他們相信真實的丑比虛偽的美要耐看得多。”余光中的價值，大概不僅僅得從文學范疇去尋找其意義，還應更放開眼界。余光中創造性地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的精神，是在寂寞、凄涼和橫逆中把文學的本體推向新的高度的拓荒人。
《左手的掌紋》，余光中/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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