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湖南人，我也到過全國不少地方，盡管囊中羞澀。可我居然沒有到過岳陽樓，深以為憾。
對于岳陽樓，我還是30年多前初中時讀過一篇必背的課文，才有那么一點印象。那篇課文就是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如今30多年過去，我依然記得：“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時六年九月十五日。”但我印象最深的莫過于“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現(xiàn)在已成為至理名言而千古傳誦。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就是北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年），范仲淹寫這篇文章已經過去970周年了。近千年來，這篇文章激勵了多少仁人志士愛家愛國，近千年來，這篇文章鼓舞了多少有識之士憂國憂民？
我沒有到過岳陽樓，無法體會她的壯美，但我能從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中感覺到她的雄壯氣勢，你看，岳陽樓“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你看，岳陽樓“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
北宋王朝（960-1127）只是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從來沒有統(tǒng)一過全國，與之對峙的政權還有遼、西夏、西州回鶻、吐蕃諸部和大理等。北宋吸取五代十國時期“天子寧有種乎，兵強馬壯者為之耳”的武將專權的教訓，采取重文輕武政策；為加強中央集權，宋太祖把兵權收歸中央，抽調各地精兵強將充實中央禁軍，派文官擔任地方長官，設通判監(jiān)督，地方賦稅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中央掌控，造成了強干弱枝局面。這一系列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也形成了冗官、冗兵和冗費的局面，為北宋埋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據史料統(tǒng)計，到北宋中期，各級官員人數比實際需要的多出兩倍以上，有時三五個人擔任同一官職。官僚互相推卸責任，大多不干實事，行政效率低下。軍隊數量100多萬，僅禁軍就比宋初增加了三倍多。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財政部門入不敷出。
范仲淹寫此文時（1046），正是積貧積弱的北宋中期，慶歷新政夭折后被貶流放之日，于鄧州知州任上。慶歷年間（1041-1048），包括宋仁宗在內的統(tǒng)治集團的一部分人，都感覺到，若不采取措施，緩和矛盾，北宋的統(tǒng)治將岌岌可危。慶歷三年（1043年），他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掌實權），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措施。范仲淹認為，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根本原因是吏治不整。慶歷新政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慶歷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貶到邠州、鄧州任知州（相當于現(xiàn)在地級市的市長）。堂堂國家副宰相，從中央貶到地方做知州，心理落差有多大？那種報國無門、為君分憂的理想從此無法實現(xiàn)。但范仲淹沒有怨恨，還在處江湖之遠憂其君。這種思想，就是今天的我們每個人都能有的嗎？
我作為一個湖南人，因未到岳陽樓而遺憾；因北宋從沒統(tǒng)一全國，積貧積弱而遺憾；因范仲淹新政夭折，壯志未酬而遺憾……
我作為一個湖南人，因范仲淹《岳陽樓記》而欣慰；因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而欣慰；因他“先憂后樂”的崇高思想而欣慰……
作為一個封建時代的被貶官員，尚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難道這不值得我們今天的共產黨人公仆們學習和反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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