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的情詩

　　引導語：中唐時期的元稹，便是一個寫情詩的高手。他在元和七年自編詩集，稱“有悼亡詩數十首，艷詩百馀首”。

　　繼齊梁宮體和初唐宮廷詩之后，中晚唐是一個艷體詩的時期。

　　只不過，詩歌主角從宮廷侍奉轉到了外廷士大夫，詩歌內容從感官享受轉到了真情實事。中唐時期的元稹，便是一個寫情詩的高手。他在元和七年自編詩集，稱“有悼亡詩數十首，艷詩百馀首”。既為艷詩，那就不是寫婚內的情感。讀元稹的《遣悲懷》就可以知道，婚姻生活都是充滿柴米油鹽，遠不如艷遇更能表現文人的浪漫情調。

　　元稹的《會真詩》便是寫男女幽會的情景：“更深人悄悄，晨會雨蒙蒙。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汗流珠點點，發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這首詩見于元稹的《鶯鶯傳》，實際上是元稹寫自己年輕時的情史。以露骨文字描寫甜蜜的愛，這似乎也是古今中外文學家表現人性的特權，盡管這算不上好的文學。

　　貞元十六年，元稹游蒲州普救寺，遇見美麗多情的鶯鶯，墮入情網，在三五明月夜逾墻爬樹，終于私會西廂。

　　后來元稹赴京應試，與鶯鶯斷了關系，還自詡能“忍情”，獲得時人“善補過”的贊許。這也證明，《鶯鶯傳》中的張生就是元稹本人。今人大多同情鶯鶯，鄙視張生。鶯鶯多愁善感，能歌會詩，是一個勇敢追求愛情的女性，而張生始亂終棄，還振振有詞，實在是個負心的男兒。一般說來，人們還是更喜歡沒有男女間道德沖突、結局圓滿的《西廂記》。

　　陳寅恪曾考證“會真”就是遇仙，東晉的游仙詩是求長生，唐代的游仙詩則是狎妓。

　　元稹出身士族，其母持家禮法甚嚴，雖然元稹少年時就冶游放蕩，但他后來另娶韋叢，顯然是為了門當戶對而背棄出身低微的鶯鶯，否則他用不著這樣做。這里，還有一個有力的旁證。《會真詩》中的“宋家東”典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在六朝和唐代有著固定的內涵。遍檢《全唐詩》，凡是用“宋家東”或“東鄰”的，無一例外都專指歌伎一類社交女子。如晚唐崔涯久游維揚，每題詩倡肆，立時傳頌，其《雜嘲》：“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便分明是寫倡肆之作。

　　我們還可以比較另一篇唐傳奇《霍小玉傳》，倡女小玉母親本為顯宦寵婢，主人卒后遣居勝業坊古寺曲，而鶯鶯母女也是在主人卒后寄寓蒲州普救寺。看來這是唐代一個較普遍的現象，顯宦家的妾媵在主人逝世后，常常會被遣居在外，鶯鶯的身份大概就類似小玉。雖然這樣的女子仍以嫁人為正途，在社交方面，又比貴族少女有更多的自由。細讀小說，鶯鶯母親鄭氏對于崔張的結合，也是處處在故意促成。唐人重視門第婚姻，這是崔張悲劇背后的重要原因。

　　始亂終棄是由于社會地位，這讓有平等觀念的現代人更難接受。即使在元稹的時代，在文學作品中描寫背棄寒女，炫耀“忍情”，照樣會遭到士人階層的譴責，就像《霍小玉傳》中的描寫。所以，元稹才會故意模糊鶯鶯的出身，使得張生的“忍情”看上去是對強烈愛情的恐懼。文學的加工在這里顯示出魅力，于不經意中表現出男女之間永恒的沖突：愛情得到后的厭倦與失望。張生后來還想去看望鶯鶯，結果卻遭到拒絕，這一切都使他身上的人性比鶯鶯顯得更為復雜，也更具悲劇性。

　　元稹絕不是一個虛偽薄情的人，他遵從的不過是從古至今許多人的婚姻選擇。

　　說到底，愛情與婚姻是有區別的，故事的沖突本質因而也不像作品的時代離我們那么遙遠，它使我們在形而上的層面得以體驗生活中某種內在的普遍性。元稹未能跨過生活的門檻，但他對這段感情卻刻骨銘心，當他把對鶯鶯的思念轉移到精神層面時，便寫下了一些有真情的詩，其中就有膾炙人口的《離思》：“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如果沒有愛情的失敗，恐怕就不會有這樣的詩歌。

　　此詩作于元和五年春，其時元稹被貶江陵府士曹參軍。

　　宋人范攄認為這是他懷念亡妻韋叢之作，然用巫山艷遇比喻夫妻關系，發誓從此無心艷游，即使是風流才子的元稹，也未免輕浮得離譜。但如果這是思念鶯鶯，那感覺就不同了。惟有愛情的想象可以自由飛翔，那低回繾綣，于千萬人中只愛一個人的浪漫情感，足以讓世世代代的人們心靈顫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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