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抗拒西方現代社會哲學、文化觀念的解析,但在西方后現代文化的視野下則盡顯魅力。
在現今社會話語中,曾經是儒家經典之首的《周易》(易經、易傳)淪落為充滿神秘、不可解的東西,甚至是被視為有著迷信的東西。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揭開這神秘的面紗,解說其被誤解為神秘、甚至是迷信東西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其為這種解讀提供了哪些資源。
《周易》之所以被視為神秘、甚至是迷信的東西,原因如下:
第一是對《周易》“經”(易經)、“傳”(易傳)不分。“易傳”在中國文化史、哲學史等等方面有著它公認的崇高地位,凸顯了中國思維方式在世界民族中的獨特的一面。而“易經”雖然是“易傳”的基礎,但其自身的文化史、哲學史地位卻一直未能得到確立,仍然一直被視為神秘的、帶有迷信性的東西。這樣,“經”、“傳”的關系就變成了“瓶”與“酒”的關系,就成了“舊瓶裝新酒”的關系。這樣,在傳統文化教育和影響普遍衰弱的今天,“易經”的神秘、迷信性就變成了整個《周易》的外在特征,而已經變化的社會文化語境則對此傾向推波助瀾。
第二,現在解讀《周易》的語境是西方現代社會的哲學、文化觀念。此觀念以“科學”概念為核心,以經典的牛頓物理學為基礎。在這種視域下,中國傳統文化都成了巨人眼中的矮子,對中國古典的解讀都成了一種無可奈何、削足適履的工作。在這些經典中,凸顯了中國思維獨特性的《周易》更是被拆解得體無完膚。在理性狂熱和封建愚昧交錯、重疊的年代則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至今無法恢復元氣。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根本的原因在于解讀《周易》的.視域發生了“易學”歷史上所從未遇到過的變化;而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中國古典、包括《周易》都未能非常成功地回應這種歷史性的挑戰,這正如中國社會未能非常成功回應西方殖民主義挑戰和完成現代化轉型一樣。然而本文所要做的工作重點不在此處,而在于解說《周易》拒斥此種解讀方式的自身固有的原因。
本文認為,《周易》的拒斥在于其凸顯了中國先民獨特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希臘、基督教傳統和穆斯林伊斯蘭教傳統相比較,《周易》明顯體現出中國先民對于“時間”的傾其全力的關注。在前兩者,都在人之上設置了一個人格化的、全能的上帝和真主。在上帝和真主面前,時間所體現出的變動不居就不是一個不可以被理解、被把握的存在,因為上帝和真主是全能的,人只要信仰就行。人在信仰中雖然交出了自己決斷能力的一部分,但同時他在時間、空間交錯的宇宙里得到了他確切的定位。人類都有著尋求穩定性的強烈沖動,東西方皆然。但在具體的反映模式中,中國先民的思維方式明顯具有著其獨特性。
如果說西方傳統和伊斯蘭教傳統的宇宙是一個“空間統領時間”的世界,那么,中國先民的宇宙就可如宗白華所言是一個“時間率領著空間,因而成就了節奏化、音樂化的‘時空合一體’。”(《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是一個如《易經》所言的“循環往復”的世界。而這種特點在中國古典中有大量的體現,比如《論語》、《老子》、《莊子》等等,但體現得最充分的還是在曾為儒家經典之首的《周易》,下文就詳述這種特點的體現。
首先《周易》64卦的編排形成一個循環往復的系統。乾、坤二卦雖然有著很大的重要性,但卻不足于成為整個的一個超越的、不變的基礎。另外乾、坤二卦本身六爻的演變指向的不是一個固定的空間和階段,而是指向了隨時間、地位變化的整個事件、整個歷程,而這個歷程的完成并不意味著終點,卻恰恰反而意味著新的開端。因此,這個系統并不需要也不看重一個固定的、客觀的目標和出發點,而這恰恰是西方傳統和現代觀念的核心。這樣,乾卦上九爻的爻辭“亢龍有悔”就不是在慶賀事情的完成,而是在居安思危,指向著一個新的歷程。而整個系統也不是以既濟卦為最后一卦,而是以未濟卦為終結。宗白華言:“既濟成空間之凝定,未濟,求時間之變革。”終結者是未終結的,沒有一個固定的完成。 與當前的狀況和局勢相比,《周易》更關注事態的演變、歷程,由此去追索事態演變中所呈現出來的微妙的機會和兆頭。這就是時機。正由于時的微妙和難以捉摸,對此傾全力探討的《周易》也不得不發出“知幾其神乎”的感嘆。這種對循環往復的情有獨鐘顯示出中國先民獨特的思維方式,與西方傳統和西方現代觀念相比,顯現出了明顯的差異性。若以西方傳統和西方現代觀念為唯一的評判標準,那么,《周易》就肯定只能以神秘的方式來拒斥對它的這種解讀。
但是我們若以西方后現代主義和美國實用主義“反基礎主義”的觀念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周易》獨特的魅力和為生活帶來的美麗。在這里,我所指的后現代主義不僅僅局限于以德里達、福柯、麗奧塔等人為代表的法國哲學,它也寬泛的包括以海德格爾后期思想(語言學轉向)為代表的現象學。
在《周易》中,存在著大量的與“時”有關的概念和觀念。張祥龍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天時觀》一文中以現象學視域闡發了中國獨特的思想方式。張祥龍認為,先秦、特別是戰國之前的文獻蘊涵著強烈的“時”之觀念,“大都有一種原發的時間體驗”,而這種“原發時間”不是客觀的時間表現,而是一種極其微妙的“消息”,如《易-豐-彖》所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易經》對此“原發時間”的闡釋方式恰是由其對象―“原發時間”所決定,采取了一種活潑潑和非定序化的表達。因此,在張祥龍看來,“組成八卦的最基本的單位陰(--)和陽(―),并不只是‘象征’兩類基本的存在形態,更不能理解為兩種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亞氏所講的‘質料’。”這樣,按照張祥龍的解讀,《周易》的主要功能就不是要指示出一個固定的目標、本質,而是要在“通變”和“生生條理”中來顯現出“天下之至變”。因此,《周易》的目的就不是尋求一種任何現成的存在形態,如西方傳統所做的那樣,而是要去把捉預兆“至變”的“時機”,這就是《周易》中“幾”的概念。得此“時機”者必能“知幾”,但“幾”又是變化最微妙、最難以讓人把捉的,故《周易》在努力于此項工作之時也發出了他的感嘆和驕傲:“知幾其神乎”。
正因為“時機”的微妙、奧頤和《周易》對其同樣微妙的把捉和傳達,《周易》的難解就會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然而,歷史的境遇也會讓其重放光彩和魅力。只是我們在做此項工作之時,一定要注意解讀的界限。哲學詮釋學對不斷的重新的、歷史的解讀并不能完全代替“原發”(套用張祥龍的語詞)歷史的境況。也許沒有一個“原發歷史”的真實,但卻肯定有其不可代替的存在。